曹禺的娜拉：这愿望到死也没实现

有闻，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旧玩偶：曹禺的娜拉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也许清华校花郑秀的人生会重新书写。

1931年4月的某个春夜，清华大学里的大礼堂正在上演话剧《玩偶之家》，这是清华成立20 周年的校庆纪念活动之一。《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后，毅然出走。在这场演出中，大二学生曹禺饰演女主角娜拉，台下坐着一位神情专注的年轻女学生，她被这个故事和这位“女主角”深深打动。然而到了后台，她惊呆了，这个“娜拉”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娜拉”也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清丽的女子？

郑秀，1912 年出生于南京，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父亲郑烈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

观看曹禺演出的郑秀当时还是北京贝满女中的学生，第二年，她便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一进校园立即成为清华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许多男同学甚至会跑到郑秀的房间里，把她的照片偷走，或者把求爱信偷偷塞到她的枕头下面。

文科生曹禺当然早就瞄准了这个一年前就吸引了自己的小女孩，他不写求爱信，也不偷照片，他早就抓住了她的命脉——他邀请郑秀参加剧社。他们一起合作的第一部剧是曹禺精心安排的，排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和弟弟的女朋友三个角色，曹禺让孙毓堂演哥哥，自己演弟弟，然后邀请郑秀演弟弟的女朋友。《罪》前后排练了一个月，每次排练完之后，曹禺都亲自把郑秀送回清华南院古月堂的女生宿舍，月亮作证他的绵绵情意。

不过，曹禺把这个姑娘看得太简单了，法律系的大家闺秀一心想找一个理工科男生，她欣赏他，但对于他的追求，郑秀一直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每次曹禺送她回宿舍，郑秀都尽量走得快一些，争取不与曹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在话剧《罪》即将开演的前几天，曹禺和郑秀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排练。这一天，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郑秀的心扉不经意间被打开了。

这一天，郑秀来到排练场，看见曹禺夹了一捆书和朋友聊着天，也许因为书太多，有一本书掉了下来，于是大家帮他去捡。手忙脚乱之中，曹禺的眼镜被碰掉了。郑秀后来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曹禺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特别，眼神充满了光芒。

1933 年的6 月间，在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天天都能看到想见郑秀的曹禺在外徘徊，整夜整夜不离开。他还给郑秀不停写情书，一封又一封，曹禺与郑秀的女儿万昭回忆说：“他同宿舍的好心同学，就说你们赶快让郑秀跟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是整夜的整宿的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 最终，曹禺病倒了。

已经在心里泛起感情小涟漪的郑秀再也坐不住了，当晚，她赶到了清华园二号院的曹禺宿舍探病，这一类似《玉簪记》的情节最终奠定了这对恋人的恋情，他们开始形影不离。吴祖光曾回忆说：“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

这一年暑假，曹禺和郑秀都没有回家，他们整天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在大厅东北角靠近借书台的一张长桌边相对而坐。曹禺开始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雷雨》的创作，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读者，她还负责帮忙誊抄草稿。54 年后，郑秀在回忆文章《〈雷雨〉在这里诞生》中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创作状态：“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剧本素材，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边上的‘拴马桩’，每当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就狠狠地揪一下那个小疙瘩，友好的同学给它起名叫‘灵感球’。”因为《雷雨》，曹禺一举成名，这一年，他才23 岁。第二年7 月，《雷雨》由《文学季刊》发表，曹禺把《雷雨》唯一的精装单行本送给了郑秀，封面上镌刻着曹禺的亲笔烫金手迹：

“给颖如”，颖如是曹禺对郑秀的爱称。1937 年11 月26 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俗到极点的话简直是曹禺和郑秀的写照。

这时他们才发现，出身寒门的曹禺和郑秀，在生活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习惯。曹禺的世界里只有创作，这让他忽视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他不爱洗澡，而郑秀每天都把洗澡水放好，推曹禺进去，然后关上门。有一天，郑秀推他进去了，听到里头的水声，于是便转头去做别的事情。然而不久之后，便没了声音，推门进去看，曹禺拿个小板凳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了毛巾在浴缸里搅动，另一只手则拿着本书在看。他看书睡着了，就没有水声了，郑秀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讲究卫生的曹禺闹了很多笑话，某次曹禺给吕恩上西洋戏剧史，穿了个棉袍。讲了一阵子，有点抽筋，学生问他怎么了，他说：“可能胃不好。”过了一会儿还是抽搐，曹禺只好去教务处的办公室休息，把棉袍一脱，一只耗子就从他肩膀那个位置跳了出来。

在生活上有着诸多差异的曹禺和郑秀，在婚姻的道路上开始逐渐不同步。因为曹禺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便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自然不愿意，就把郑秀和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而在这时，剧校女学生邓宛生把一位年轻女学生带到曹禺面前，这名女子是邓宛生的姐姐，名叫邓译生（后名方瑞），这便是曹禺另一部名作《北京人》中愫方的原型。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郑秀对于方瑞的出现，开始是迟钝的，她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对曹禺有些好感。直到有一天，邓家的佣人杨嫂来家里，向曹禺使眼神，被郑秀看见，杨嫂待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于是郑秀一路尾随，看到曹禺到一个茶馆坐下，看方瑞的信。郑秀很生气，把信夺了过去，“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

郑秀对于曹禺的出轨不能容忍，她想到了他们结缘的那部《玩偶之家》，她决心做个出走的娜拉。可是走，走到哪里去呢？多年之后我们再看郑秀当时的选择，多半还是一种态度上的表态，一种自尊下的被动选择，她并非不爱他，她只是等着他低头认错，回到他的身边，但曹禺不这么想，他觉得郑秀应该不会原谅他了，于是便正大光明和方瑞在一起，郑秀则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奔波于南京和上海。

1948 年，郑秀的父亲郑烈决定带着全家撤往台湾，郑秀一定要曹禺和他们同行，最终，在上海龙华机场，郑秀知道曹禺并没有来，她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和父亲一诀成永别。

1950 年，周恩来和曹禺说，他要出来工作，就必须解决老婆的问题，新中国不能娶两个老婆，但郑秀一直不肯离婚。欧阳予倩和张骏祥就去做郑秀的工作，郑秀最后叹气说：“好吧，我从前爱他，我跟他结婚，我现在也是爱他，我成全他，跟他离婚。”1950 年，郑秀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的离婚仪式上办手续，裁判书刚一读完，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吕恩说，后来她在街上看见郑秀，顺口叫她“万师母”，郑秀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离了婚的郑秀仍旧保留着曹禺在清华园里写给她的那些情书，“文革”之后，吕恩问起那些情书的下落，郑秀说都烧掉了，因为“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

郑秀还经常会烧菜叫孩子们带给曹禺吃，吕恩看不过去，对她说：“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啊，他比你吃得要好。”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

曹禺有时候也会带点东西给孩子吃，郑秀就会很郑重地拿出来给客人们看：“你看万先生带东西给我们了。”

她一直那么爱着他，等着他，她想要和他复合。

这愿望到死也没实现。

1989 年8 月，郑秀病重，通过多种渠道提出要见曹禺一面，不知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在人生的最后，她嘴里呼喊着的，仍旧是“家宝”。郑秀去世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摘自《山河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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