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母校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未踏进母校的门槛之前,我已了解到,她是由爱国将军杨虎城于1934年创办的,创办之初就以“教育救国”为办学宗旨。自从我进了母校的门,通过板报、壁报、广播、报告、书刊、戏剧、校史和教学等各种渠道,更进一步了解到杨虎城将军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迹。特别在历史课堂上,教师讲到“西安事变”一节时,就会大讲母校创办人杨虎城将军的抗日言论,使我们知道杨将军是提出抗日的第一人;大讲这位“千古功臣”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这次事变的英雄壮举,使我们知道该事变的重大作用是成为转变时局的枢纽;大讲母校校友们当年参加爱国运动的历史故事,使我们知道母校早已培养出许多爱国仁人志士，这些使学生受到非常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记得,大约是1955年12月初,在母校的中院,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发生20周年暨“西安事变”爆发19周年,由教高中三年级的一位资深历史教师,给全校学生作报告。这位教师把那两个历史事件,分别比作在中国大地上开出的“两朵爱国花朵”,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比作结出的许多“爱国果实”。这种“爱国果实”又变为成千上万粒“爱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时也在蒲城县和母校结出丰硕果实,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爱国潮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位教师当时作报告的内容及其神态与手势,至今仍像电影纪录片一样,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教语文的教师在给学生讲《木兰诗》时,特别注重有意识地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为了进一步让学生学习这种高贵品质,学校还在中院里放映了一场电影,是豫剧艺术片《花木兰从军》。这样,花木兰的爱国主义精神,便更加活灵活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以后,教语文的老师为我们讲解过陆游的《示儿》等著名诗篇,教政治的老师对“五爱”之一的“爱祖国”做过详细讲解,从而使学生受到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一步步地不断深入下去。
据说,教音乐的韩树森老师,在“西安事变”前后,曾经是尧山中学学生中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活跃分子之一。在留母校任教期间,韩老师给历届学生经常教唱爱国歌曲,排练爱国戏剧,为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费了不少心思,花了许多心血,给爱国思想教育增添新的光彩。
母校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形式,在我年幼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我初步形成了爱国主义的朴素思想。关于爱国主义,列宁为它下过经典定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对它都有过著名的论断和精辟的论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爱国主义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大重要内容之一。学习了这些论述,观察到这种举措,都使我对爱国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提高。但是,回忆起来,只有在尧山中学受到的教育,才使我对爱国主义有了最具体、最基础性的认识,进而有了爱国主义的朴素思想。这是我后来的爱国思想认识之所以能够不断得到提高的根基,积极宣扬将军的爱国事迹与爱国精神的思想原动力之一,撰写《论杨虎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传》与《爱国爱民的邓小平》等文稿的思想基础。
最近,从县志办的同志提供的材料中看到,母校曾经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出了不少由爱国者走上革命道路的优秀人才。母校尧山中学的学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一批又一批地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其中一些后来成长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不说在全国各地,仅在北京任过高职的,除了杨将军的已故儿子杨拯民之外,如今尚且健在的还有在“西安事变”前后参加爱国活动表现相当突出、建国后担任过军级领导工作的雷烽等老校友。因此,我认为,把母校尧中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完全名副其实的!
■曹勇进
（作者系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退休后被聘为《求是》杂志特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先后在中央直属机关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光明日报社等从事理论研究、政策调研、报刊书籍编辑工作。曾参加选编《马恩列斯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编辑《毛泽东》传记，参与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编务工作,撰写《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功勋》、《爱国爱民的邓小平》等文稿。陕西省蒲城县尧山中学1960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