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漂作家——参与生活美学的新成都人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
这种美学魅力，不仅在于成都的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更重要的是它的包容与宜居，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因为难以抗拒最终选择成为“蓉漂”，成为新时代的“新成都人”。
为此，成都商报特别策划推出“蓉漂诗人（作家）——参与生活美学的新成都人”系列，推荐他们的新诗、新文与新书，以飨广大读者朋友，共享成都生活美学。
罗伟章：用地方题材写整个人类面对的情境
作/家/简/介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小说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文学》执行主编，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等，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等。《大河之舞》《我们的路》等作品译为英、韩、蒙等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现居成都。
最近，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下属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联合推荐的文学好书榜7月榜单出炉，四川作家罗伟章的长篇新作《寂静史》入选。
来自四川宣汉的“蓉漂作家”罗伟章，曾在达州干过教师、记者，来成都是为完成他的文学梦。作为国内“底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多部小说都投射出对边缘人物的深度关切。如果说饥饿、苦难是其早期作品的童年记忆，近年创作的《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等，便是他对文学和文化空间的自觉开拓。尤其是长篇新作《寂静史》，早在今年7月出版之前，就获得了《钟山》双年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多项刊物大奖。
诉说抑或沉默？ ——读罗伟章小说《寂静史》
□陈嫣婧
读罗伟章的《寂静史》，会马上联想到他于201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声音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关注乡村生活的败落和现代文明的转型，而且善于利用自身的成长挖掘各种传奇故事，引人进入某种奇幻的文化异境中。这些元素，在《寂静史》中都多少有着继承。
作品仍是以“奇境”开篇，颇有些当年韩少功写《爸爸爸》的风采，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书写不同，作者千峰大峡谷地理位置和及自然环境的描写颇费笔墨，将其打造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大峡谷就如一个密封性尚未完全失效的容器那样保护着土家传统巫文化的残存光芒。而身为土家女祭司的林安平个人命运的苦难，则被看成是对这种传统的忠诚与献祭。
可见，较之对具体的个体命运的关注，罗伟章更重视的是打造一种文化样态，从林安平出生时出现母鸡打鸣、草木哭泣、电闪雷鸣的异象，致使被当地人认定为不祥之人；到以肖道士为代表的巫文化传承者，判定此女乃天降的仙人，予以保护并传之毕生所学。
作者希望在林安平身上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俗之人与神的代言人这两队人马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异质性存在者的矛盾态度，而这背后所站立的则是以“巫”或者说“神秘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自带的张力。
然而，对自身祭司身份的认可，并以此在凡尘世间行医治病，替人祈福，看似是林安平的自主选择，事实上却很难认定这种自主选择不是建构在先验的传统巫文化对其施加的巨大影响上。作者似乎仍然在按照传统的“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方式去对待林安平，并期望读者能通过她窥探到一种文化的衰败和另一种价值形式的兴起。
然而林安平本人的典型性被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吗？她的身世和其他土家女祭司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没有，那么她只能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物而存在。当然，通过在叙述过程中对直述和转述这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巧妙运用，林安平在诉说自身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当由采访者“我”对其命运进行转述时，却有意无意地保持着适当距离，甚至留下了质疑与反诘的空间。
视角的多重设置使小说在价值层面上显得复杂，这部分解决了林安平自述给人带来的过于强烈且单一的价值渗入，但也正因为叙述视角的复杂，作者最终又将如何定义林安平，以及她和“我”之间的关系？
当“我”作为小说的另一个叙事声音走进那个即将开发的大峡谷时，“我”的任务不但是聆听，追访，记录，更是“制造”。通过“我”的视角，作者希望借助这个“自外向内”的地理学上的概念更灵活地展现“土家祭司”这一文化容器的现实意义。
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婚姻破碎的“我”急欲寻求灵魂的深切安慰；从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发，身为县文化馆馆员的“我”也急需寻找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更新。对林安平来说，“我”是外来的，但却是以倾听和接受的姿态来面对她的外来者。
在她的设想中，我是一个或许可以为她那一套已经陈旧的、甚至面临失败的信仰体系注入活力的人，一个携带着更丰富精神养料的现代知识者。但显然，林安平对“我”产生了误会，对“我”的误读不仅加深了这个女性自身的悲剧感，加深了她口中传统巫文化的虚无感，同时也道出了“我”作为传统文化倾听者和现代文化代表者的缺位和失职。
“我”该如何回应听到的内容？该如何站在一个所谓有识之士的位置上去理解这段可以对接古老中国精神符码的文化史？
显然，罗伟章需要在小说中架构一个基本矛盾，这是文化碰撞之间产生的，是身份认同之时出现的，它们最终使自己形成一个闭环，或许心灵的沟通可以适当打破，比如“我”对林安平的某种好奇和期待，但最终，作者看重的是这期待的稍纵即逝。
也因此，与上一部长篇小说《声音史》相反，罗伟章给这本新作取名为“寂静”，且是一部由“寂静”也就是无声构成的“历史”。除却言说，除却记录，历史如何构成？如果林安平的诉说只能被理解为出于一己之愿，或对过往的一种个体性追忆，那么这言说还有更大的价值吗？虽然在林安平本人看来，讲给“我”听这些事有着非凡的意义，但这种盼望毋宁是更大的绝望。
同时，“我”的本职虽是记录，但实质却是篡改，甚至记录就是为了篡改，这就是作者最终意图表达的“史”与“实”本质上的悖论关系。如果说《声音史》是通过声音构成一种回望过去的方式，那么《寂静史》则是通过对声音的消解来质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林安平和“我”，终于谁都说服不了谁，进入不了谁，这就是罗伟章需要立足的最根本矛盾。
【另一种品读】
汪守德：小说以一位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视角，通过其欲在山区寻找可以开放为旅游景点的过程，观察和刻画了一个峡谷中的土家女祭司的形象。奇特的出身与经历，以及她在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都使作者对这个神秘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主人公的讲述，仿佛能将读者带入一种恍惚迷离、有如往昔的世界，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刷新我们的阅读经验。作品的文字非常精到而有力量，对小说的阅读时时能给人带来很多愉悦之感。
卢一萍：现在的许多小说家，往往轻视对人物的塑造。《寂静史》这部小说，塑造了好几个过目不忘的人物，“躺着走路”的胡坚，弹吉他歌唱他无望爱情的杨顺城，都是非常特别的，是典型形象，有现实概括力，有很大的人性深度，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身的影子。。生长于四川的罗伟章在不断拓展文学地理空间的同时，并没有被方言和地理概念束缚。很多作家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所谓“本土”的叙述当中，让自己的写作变小，而《寂静史》用地方题材，却写出了所有人类要遭遇和面对的情境。
桑眉：像一棵树在成都扎根
作/家 简/介
桑眉，本名兰晓梅。生于1972年冬，四川广安人。中国作协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草堂》诗刊编辑。出版个人诗集《上邪》《姐姐，我要回家》，合集《诗家》。现居成都。
“以‘我’入诗，诗意生活”是70后蓉漂诗人桑眉的诗观。2011年之前，她像一阵风一样四处奔波，在湖北、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安徽、云南等多地做过广播员、航空票务中心接线员、鞋样设计师助理、网络公司渠道经理客服经理、热线主持、电视编导、移动营业厅经理，也当过报刊编辑记者、广告店打字员，甚至糊过一角钱一个的老婆饼纸袋。
直到2011年初来到成都，桑眉终于安定下来，像一棵树一样扎根下来。她爱上成都，也给成都写下多首诗篇。
她的诗集《姐姐，我要回家》在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后引发了多位诗人评议。诗人潘维曾为她点赞：“通过对日常生存的关注，她呈述了迷惘与困境，她越过了那种自怨自怜个人小情调，进入了时代。”诗人哑石则对她的诗如此评价：“桑眉的诗，时而讶异灵气，时而暗地旋舞。当她的笔触因某种机缘脱离个体感伤时，一个孤独个体对复杂世界的理解力，便会渐渐呈现。”
读桑眉的诗与书，读到“我从来不敢问问她/是否还记得爸爸的模样/五到十一岁/两千多天，爸爸——是一个只能在字典中查看的词”这一节，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波澜在心中起伏。
是的，到成都发展，除了事业比较顺心，她独自还养着两个女儿，诗中的这个女儿的爸爸已经去世了。他是已故80后诗人辛酉，曾于2008年与她一起客居西安，度过“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美好时光。2009年初夏辛酉还乡，桑眉也辞职去了湖北通山。2011年初春她来到成都，不久便遭逢重创……所幸有诗歌，替她承载了许多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桑眉的成都诗篇】 《昭觉寺半日》
十一岁的女儿突然着迷于
用一根细香
将一只香烛的火苗引至另一只
她神情专注、默不作声
将一个游戏渐渐玩成了仪式
我从来不敢问问她
是否还记得爸爸的模样
五到十一岁
两千多天，“爸爸”——
是一个只能在字典中查看的词
我坐在石阶上
不在乎被蚂蚁和墨蚊包围
手心藏着从殿外大树下捡来的籽
它们是跌落尘土的“所缘缘”
会在某个晴天发芽
炉架上香烛愈燃愈多
将女儿的瞳眸映成琥珀
整座昭觉寺飞檐斜逸
将最欢快的鸟雀送上天空
仿佛那里从来不会布满乌云
天真与经验之歌 ——读桑眉《姐姐，我要回家》
□周东升
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遇见了桑眉，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上次，也是诗歌活动，她要提前离场，我正好遇到，便送她到小院门口。阳光下，她像一枝细瘦的花，乘着风走远了。从暮春到晚秋，桑眉再见到我时，怔了一下，但马上记起了，打完招呼，她就兴冲冲地跑进会议室，又兴冲冲跑回，拿来新出的诗集（样书）给我看。
“她飞身下楼/小碎步一声紧跟一声敲醒这一天/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春风有会弹琴的手指/拨弄披肩发和小耳垂”，这是诗集开篇组诗《去年今日，或爱情变奏曲》的开头。猝不及防，快乐就从文字里流溢出来，“她”像踩着音符一样，琳琅有声地跃出纸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笔力，能把快乐表达得如此率性、流动，好像每个字都在舞蹈，唱着快乐的歌。
显然，这个集子并非都像开头写得那样快乐，即便是开头这篇组诗，也藏有命运的诡谲，爱情的变奏曲，一波三折，令人惊心。和许多诗人一样，桑眉的人生饱经坎坷，2011年春天的变故几乎要将她击垮，可她却在“不可商榷”的无常中，挺立起来。当她指给我看封面上的题诗时，我的内心更是忍不住翻滚：余生无多／要像草木轮回／像无名小花不怕枯萎肆意绽放／我要重新爱上春天、河流／爱这平凡琐碎的人间／爱上来世／和你——《我厌倦了悲伤》
这蕴藏着沉痛却又乍现光明的诗，绝非单纯的个人化书写，对个人苦难的超越和对个人命运的抗争，会像波浪一样，在人世之海上荡漾，在每一块暗礁顶上泛起白亮亮的浪花，给每一个触礁者以鼓励。
我每读桑眉，总是想起作为个体的李清照（而非构成婉约派的传统的李清照），想起她的词和她坎坷的身世在王朝的迁徙中一次次共振。当然，我并非要借助这样的比附来吹捧自己喜欢的诗歌，而是想到，她们以及很多古今的优秀诗人，都没有将诗歌作为异己的对象来处理、雕琢、把玩。在桑眉诗集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把人生化作了诗篇，而诗也承担了她的生命，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生的方向、慰藉了苦难的心灵。
《姐姐，我要回家》收录了2009~2016年间的诗歌，它呈现了桑眉最艰难的一段生命历程。因此，在桑眉每一次对快乐的书写中，我似乎都感到了以弱克强、击退恶敌的快慰。诗人写于2011年的《也许，不遇才是传说》《来过》，2012年的《像植物那样生长》《整座凤棲山都是我至爱》《末日清晨》以及2013年的《去龙王乡》《折梅》等诗中，我恍惚中又看到桑眉过去“时而讶异灵气，时而暗地旋舞”（哑石语）的风姿，但定一定神，又发现，这是新的桑眉，她已重新“回到树梢”。
《看你嘛》是多受称赏的诗作，其中一节写道：“在春夜，我早早睡下 /像刚出栏的小猪不害怕/不做梦，半夜醒来不叹息/喝点槽子里冰凉的水/倒头又睡”。这里懵然无知的快乐固然令人向往，但它对隐伏的凶险毫无防备，又不免令人心惊。而在《折梅》中诗人写道：“从没见过这样一棵树/只有花，不，只有星星/缀满冬日的小院……/她一边仔细辨认枝条的姿势如同辨认自己的前生/一边数枝条上的花蕾如同清点飘零又回返的欢颜/耳畔有人反复询问，‘喜欢哪一枝？’/她‘唉’了一声，又‘唉’了一声……/忍住没有说，‘喜欢整棵树呢’”。最后这一句令人忍俊不禁的话，不仅富有诗的情趣，也有沧桑之后复归淳朴的天真。
我期待在未来读到她更多的举重若轻、以轻驭重的天真之诗、快乐之诗和经验之诗，期待它们如同开在枝头的花一样，召唤在各种困境中挣扎的读者，包括我，去辨认自己的前生和生活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