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蒙冤下放洛阳 遇红卫兵揪斗受工人保护
习仲勋在洛矿时居住过的2号街坊4栋现况
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子女在洛阳的合影 （资料图）
1975年，习仲勋在洛阳 （资料图）
习仲勋送给杜道杰的上海牌缝纫机
习仲勋与洛阳群众的鱼水情
习仲勋，一位被毛泽东评价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曾两次下放洛阳，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他在洛阳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与他的邻居和工友们，一起回忆习仲勋在洛阳的点点滴滴。
洛阳老人记忆中的习仲勋
10月22日~23日，记者穿行在洛阳涧西工业区的大街小巷，与曾跟习仲勋工作生活过的人们，一起回忆着他留在这里的点滴事迹。
这里密集着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洛矿）和洛阳耐火材料厂（现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洛耐）、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洛阳老牌工业企业。
工厂周围，一排排暗红色的职工家属楼鳞次栉比，被这里的居民们按顺序称为1号街坊、2号街坊…街坊社区里住的大都是附近企业的在职或退休员工，当年习仲勋就跟厂里的工人们一同住在街坊里。
在这里，到处都能打听到他的事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洛阳老工友、老街坊心中，习仲勋留下了哪些故事？
“习老每次跟人打招呼时都会哈哈一笑，见到组里的人都要握握手。那可是中央下来的大领导、副总理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张振起，习仲勋在洛矿时所在二金工东装配跨组组长。
“我到习老家里给他理发时，家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个柜子和一口箱子，可以说有点简陋，太朴素了。”丁宏如，上海理发店理发师，习仲勋在洛阳时经常找他理发。
在洛矿、洛耐厂区及其职工街坊走访的几天里，接受采访的人谈的大都是关于习仲勋的日常生活琐事。但就是这一点一滴的琐碎细节，让这样一位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伟人形象丰满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的评价：“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洛矿来了位喜欢下车间的“大领导”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 “《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反党集团”并接受审查。《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习仲勋被安排在二金工东装配跨组，组长张振起给他安排了一个安装天车固定器的活儿。“组里每天都要开班前会，由组长分配工作。习厂长第一天到车间报道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副总理，在厂里又是副厂长，就说你不用来开班前会。他还是坚持跟组员们一起站着开完会，说不能搞特殊。”张振起回忆道。
“第一天下车间，他穿一件灰色呢子大衣。他看大家都穿着工作服干活，第二天他就换上工作服了。”
每个工作日早上，习仲勋都会准时出现在车间，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次都没有迟到过”。除了自己手头的活儿，他还经常与车间工程师、技术员聊天，学习工业生产和管理知识，车间里的工友都亲切地喊他“习厂长”。
来洛矿时，习仲勋没有任何家属相陪，日常就在厂职工零号食堂就餐。他经常与就餐的工人们攀谈、聊天，嘘寒问暖，俨然一个在洛矿工作多年的“老师傅”。
“他很关心我们，我们组十几个人，他挨家挨户的都走访过，拉拉家常，问问家里人的情况。当时他了解到我们组电工赵师傅家生活很困难，还拿出自己的工资来帮助赵师傅。他还经常拿自己的工资补助厂里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友。”
在洛矿工作期间，厂里给习仲勋配备了办公室，但他很少去过，一直坚持在车间班组生产一线，和洛矿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一同生产，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条秋裤“换来”一台缝纫机
“当时我在1楼的保卫科，经常与习老见面打招呼。我们俩的爱人和儿女都不在厂里，两个‘单身汉’很快就熟了。”杜道杰，原洛矿保卫科员工，与习仲勋相识多年。“他还跟我一起步行20多里崎岖的山路，到我农村老家走访过。”
习仲勋也邀杜道杰到他住处去玩。一来二往中，习仲勋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就经常10元，20元地接济他。“我们家和我们村里的人都说像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1966年秋天，杜道杰的爱人史潭英带着女儿到城里看病，就住在了洛矿的招待所。“见了孩子，习厂长亲得不得了，抱着孩子讲故事。”
一天晚上，习仲勋拿了一条秋裤来到杜道杰屋里，让他爱人帮忙缝补一下。
“我接到手一看就愣住了，裤子上面好几个大洞，根本都补不住啊。我没想到这么大一个领导生活还这么简朴。”史潭英说，“我就把那条破秋裤给扔了，跟习厂长说我带回家补，补好了让道杰送给你。”
回到家，史潭英用白棉布做了一条新秋裤，送给习仲勋。习仲勋意外又感激，他哈哈笑着接过秋裤，仔细看了看说，“你这缝纫机的活儿不错啊！”
“乡下哪儿有什么缝纫机，是我自己手缝的！”史潭英笑着说。
“那我就送你一台！”习仲勋笑呵呵地说。
当时杜道杰与爱人都没把这话当回事。没想到3个多月后，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寄到了洛阳站，通知杜道杰去领取。
“当时习厂长的工资才390块，那时候上海牌缝纫机多稀罕啊，得100多块吧！习厂长说都寄过来了，你们就好好用吧。”杜道杰感慨地说。
这台缝纫机成了杜道杰家的宝贝，他给缝纫机搭上了绒布，保存至今依然光洁如新。
“他去我家吃一顿玉米面条，就回请了我一顿鲜肉饺子；就因为我爱人缝了一条秋裤，他就真的送了我们一台缝纫机。他不肯白接受人一点儿恩惠，总是加倍回报。”
特殊年代，他受到了洛阳人特别的保护
习仲勋被安排住在洛矿家属院涧西区2号街坊4栋3门202室。这是一栋援助洛矿建设的苏联老专家楼，属苏式风格，共四层，只有二楼和三楼带有松木地板，是洛矿当时最好的一栋。
文革开始后，与习仲勋结下深厚友谊的洛阳百姓并没有对习仲勋进行批斗，反而是用各种方式保护他。
但这位平易近人的“习厂长”还是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中。1966年冬，康生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联陕西西安的红卫兵，到洛矿揪斗习仲勋。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习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洛矿工人见状，也围在了习仲勋身边，双方势同水火，武斗一触即发。
齐心在《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一文中叙述：“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
习仲勋离开了洛阳，但他没有忘记洛矿人对他的保护和关爱。1986年，洛矿建厂30周年之际，习仲勋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
同时，在《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一文中，习仲勋回忆称“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赞扬洛矿工人“热情豪爽，坦率真诚，说实话，干实事，肯钻研，讲效率”，“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老百姓都不吃的豆芽皮，他还在吃
1975年5月，在北京被单独监护多年的习仲勋再次被下放到洛阳，“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这一次，习仲勋在洛耐度过了3个春秋。
洛耐在洛矿南侧不远，中州西路从两厂之间穿行而过。与上一次在洛矿不同，这次允许夫人齐心与他同行，以便照顾。
“房子很小，20平米左右，屋里除了床、桌子和凳子，也没有什么其他家具。”郭凤桐，原洛耐厂工人，习仲勋在洛耐时的隔壁邻居。“习老喜欢喝酒，有时候早晨到南大堤挖野菜、野蒜苗，回来再拌点萝卜丝、白菜心，就把我喊过去喝点。”
有一天，郭凤桐家吃豆芽，儿子收拾豆芽时，把豆芽皮剥下来要扔掉。习仲勋正好从外面回来，见状连忙伸手阻止。
“这豆芽皮也能吃啊，好好的干嘛扔掉，这是浪费！豆芽皮比起革命时期的草根和树皮，可好吃多了！”
郭凤桐一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平时连老百姓也不吃豆芽皮的，他身为副总理，怎么还吃豆芽皮。
除了豆芽皮，习仲勋吃苹果时都不削皮。家里人吃饭时，米粒掉桌子上，都会捡到碗里吃掉。
一天，习仲勋要给桥桥买辆自行车，委托理发师傅丁宏如到储蓄所里帮他取40块钱。到了储蓄所一查，账单里只有100多块钱。“这么大的领导，银行里只存了100块钱啊。”丁宏如感慨地说。
泡大澡堂，与工人聊家常
在洛耐，习仲勋生活很规律。“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锻炼、泡澡和读书看报。大清早5点多就起来沿着南村堤坝快走，早饭后，就到洛耐厂区浴池里泡澡，然后回家读书看报。他记忆力很好，路上看见谁基本都能喊出名字，打打招呼聊聊天。”
出工厂大门左转，沿着箭头指示走不多远便是洛耐浴池。浴池看上去有些老旧，但至今仍然在营业。
在走访中，洛耐的工友、邻居提到习仲勋，都知道他有泡澡的“癖好”，几乎每天都要泡澡，风雨不误。
“他从来不去小池子里自己泡，总是跑到人多的大池子里跟大家伙一起泡着，大多时候聊工人的生活情况，家庭收入，还有家里孩子的情况。邻居丁根喜是他陕西老乡，他俩一个口音很说得来，经常一起去泡澡，还让丁根喜的儿子帮他搓背呢。”郭凤桐回忆说。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 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习仲勋到洛耐浴池泡澡的情形：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田间路旁，握住封大粪知青的手
有一天，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看到他便喊了他一声。
王文良从玉米地出来，习仲勋笑哈哈地打招呼，照例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说，“不不，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
“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呵呵地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
提起这件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一位国务院副总理，握住一位在田间封大粪的知青的手，嘘寒问暖。他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与国务院副总理比起来，他更像一位亲密的邻居。每到逢年过节，很多工人都请习仲勋到家里吃饭，他也请工人到家吃饭。他跟这里的人有很深的感情，即使在恢复工作后，他百忙中还先后两次给老邻居丁根喜写信，叙说别后思念之情。”
齐桥桥后来回忆说：“过年时请客的人家多了，我们和父母只好分头去参加。我父亲也常请客还人情，我记得我们子女来探亲时，家中的人手多了，有时我们会整天在厨房忙碌。”
在洛耐的这段时间，习仲勋“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但在齐心的回忆文章中，“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
菜市场中，为卖鸡蛋老太太鸣不平
南山果园的路上有个菜市场，不管买不买东西，习仲勋都爱在这里转悠。看看货色，问问价格，了解市场行情。
在菜市场中流传着习仲勋平纠纷的故事：有一天，当地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拿着自己家里母鸡下的十几个鸡蛋到工厂门口叫卖，当时一个鸡蛋可以卖5分钱，而当时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也就能挣两三毛钱，十多个鸡蛋对老太太讲，太重要了。
当地驻军的一个小战士，路过很好奇，拿起鸡蛋来看了看，结果不小心把一个鸡蛋打碎了。老太太哭着嚷着非要小战士赔偿。想不到的是，那小战士非但不认错，嘴里还嘟囔着不服气，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这时正巧一位胖胖的老干部模样的人路过，问明情况。老太太说：“好不容易攒了半月，十一个鸡蛋，买盐买醋，就靠它了，恁让老干部给评评理。”
老干部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塞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接，只求老人把鸡蛋买下来，五毛钱就够了。老人问了老太太村里生产队的一些情况，老太太说“俺孩在大队一天才挣一毛五”。他对老太太说，他在工厂吃食堂，让老太太把钱和鸡蛋都拿回家。老太太连连称谢，拿着鸡蛋和钱一步三回头地远去了。
这时，胖老头转过身来，声色俱厉地责问小战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四条你知道不知道？小小年纪，太不像话了，你这种行为，像个解放军战士？回去写个检讨，交给指导员，让他告诉你们的团长，好好管管部队的纪律！我是习仲勋！”
从此后，每到习仲勋从菜市场路过，大家都主动向他问好，大家都觉得这老干部体贴人民，能为民做主。
依依不舍离洛阳，奔赴广东搞开放
习仲勋在洛阳期间既深入群众，又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
在洛矿下放期间，他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很少跟我们谈论国家大事，但他收音机里全是关于国家形势的新闻。”杜道杰回忆道。
在洛耐时，他每天都要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形势。同时坚持锻炼身体。“有一次他说，相信党会给我平反的。我一定要把身体保持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郭凤桐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四人’帮粉碎后，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家里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王文良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之于世的第二天，习仲勋便给华国锋写信，表达了“决心养好身体”、“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重新为国家尽力的愿望。
习远平回忆说：“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按照中央的通知要求，乘坐晚上的火车赶赴北京。1978年4月，习仲勋南下，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广东，并创立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杀出了一条血路”，写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篇章。
记者 杨观军 路文兵 文/图 洛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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