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话来对价——后现代经济解释之一
后现代经济，是指“纯”的信息经济。它不同于“新型工业化”这种“半现代-半后现代”混合经济形态。超前研究后现代经济规律，是为了更好认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因此，可以把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定位于对下一代“发动机”的提前研究。
我准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谈。第一个问题针对的是，未来消费者的个性化定价，导致等价交换规律失效，市场出现由“市”向“场”复归的趋势，这是一种棘手情况。
随着P2P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旦引发用户间连锁物物交换，不再通过货币中介，可能导致等价交换规律失效。我们需要一种工业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可以自我救赎的社会契约论，才可以解决消费者定价问题。
好在解决难题的线索已经出现：鲍德里亚、伽达默尔提前几十年为我们准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思想方法。
问题的针对性和缘起
有些读者可能不相信我说的问题会出现，那就让我们从汪丁丁讲述的一个案例说起：
两年前的一个仲夏夜，我偶然看见热闹的街边小摊上随便扔着一只布质小恐龙，它的神态让我想起电影《在时间之前》里，那只父母双亡的小恐龙，它仿佛也正在一步一回头、孤独地走向未知世界。这种感受恰好与我当时的心情发生共鸣，使我愿意以两倍的价钱买下那只小恐龙。那位年轻的看摊儿人成为体验经济的受益者。但他无法知晓，正是这只小恐龙帮我永久保存下了那一刻的感受，它被我赋予了个性，不再是一只一般的动物玩具了，它对我而言，具有了“意义”。
对此类现象，我们可以有三种解释：
前现代解释：这是一个非工业化经济的场景。相当于生产和交换没有充分社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不知道产品的真实社会价值，相当于物物交换中，基于个别劳动价值的交换。
现代性解释：这是一个工业化经济的场景。市场没有出清，汪丁丁应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货比三家，找到供求平衡点。
后现代解释：这是一个后工业化经济的场景。市场已充分出清，但小恐龙是专门为汪丁丁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它是基于消费者的满意度定价的，而消费者定价超过了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显然，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后一种情况。它相当于说“一元不等于一元”，即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所标称的一元，可以带来高于一元的快乐，也可能带来低于一元的快乐。“有钱不等于快乐”（反过来说是，“只要快乐，多少钱都行”）。在宏观上是说，同一单位的GNP，对应的GNH（国民幸福总值）不一样。
这实际上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基础。但这种场景并非不可想像。比如说，A提供X，需要Y；B提供Ｙ，需要Ｚ；Ｃ提供Ｚ，需要Ｘ……如果在互联网上对价的范围足够大，能够使这一供求链首尾相接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全球范围市场出清后的自给自足经济，无需使用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作中介。在这种交换中，基数效用和序用效用缺乏意义，人们将凭着对边沁意义上的、不可替换的快乐的直觉来进行个性化交换。
如果“点对点”与“点对点”之间交互起来，在C2C市场基础上形成一个社区交换“场”，可以设想出消费者可能既实现充分竞争和全球大范围询价，又可以实现不用货币结算的社会化大规模物物定制交换。而他们之间进行交换的价值根据，很可能并非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用户个性需求决定的快乐度、满意度。
作为广义契约的对价
有没有一种框架，可以同时容纳以上三种情况呢？
对价（consideration，又译约因），可能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框架。对价是指承诺被允诺、提供或做成的事物，它能使一项协议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对价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
允诺与代价是否“真的”对等，并不是对价成立的绝对前提。只要双方“以为”对等，就可以成立。比如说，为一只小恐龙，花了两倍的价，只要双方“以为”值得，对价就可以成立。一物多价是对价可以接受的选择。
既然“以为”对等，不等于“真的”对等，这样就存在着允诺与代价不对等的情况。
从对价这个框架出发，上述交换情况就相当于：在前现代经济中，个别价值相等，而不管社会价值是否相等；在现代化经济中，只要社会价值相等，而不管个别价值是否相等；在后现代经济中，又回到以个别价值相等为成交依据上来，但同时也充分通过社会价值进行权衡。
这里存在两个相反的对价运动方向。一是从前现代到现代化，是从个别价值，向一般社会价值的对价过程；一是从现代化到后现代，从一般社会价值，向个别价值对价的过程。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劳动到底有多少价值，要把它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一般中去对价。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到底有多少价值，要放回到个人满足这个终极判断中评价，要把它相对化。在这里，对价就象对表一样，本地时间向格林威治时间看齐，还是让格林威治时间向本地时间看齐，对出的价是不同的。
符号交换与象征交换鲍德里亚用象征交换与符号交换的关系，揭示了工业化交换关系与非工业化交换关系（包括前现代交换关系与后现代交换关系）的本质区别。
关于符号交换，鲍德里亚认为，凡工业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交换的本质都是让个别价值对价到一般价值上去。这个一般价值，抽象价值，就是符号价值，所以市场交换，都是符号交换，即都是把个别的使用价值，通过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价值“过滤”，去掉其个性以获得社会通行的资格。在这个过程中，个性、活性失去了价值。
至于象征交换，是一种价值取向相反的对价过程：不是个别价值失去自身，与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机械的价值对表，而是相反，将任何一般价值，换算回它本来的有生命的个别状态，以它符合活的此在的程度，来评估其真正的价值。
西美尔用一种介于黑格尔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语言，在一百年前就把类似的问题表述过一遍。在其《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取消使用价值的个性，向一般价值对价的过程。首先，西美尔也有一个近似“对价”的概念：“交换是克服对象纯主观的价值意义的起因”，“在交换中，事物彼此相互表现其价值”。然后，他马上进入了“符号交换”的实质：“通过把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交换，对象的价值被客观化”；“货币作为交换关系自主的表现，它将被需要的对象化为经济对象，并且建立了对象的可替代性”。到此为止，他已经把边沁的快乐，偷换成可替代效用（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这一历史旧案，说得很形象很到位了。
在象征交换问题上，鲍德里亚遇到了语言的障碍。他如何表述一种与货币化相反的交换过程呢？莫斯和巴塔耶也遇到同样的表述障碍问题。他们的共同做法，是回到原始社会，从原始交换关系中，寻找与工业化的等价交换原则相反的另一种普世交换原则。巴比鲁克是往前看的，但他也借用了“礼品经济”这种人类学风格的语言，来表述交换原则。他们共同的窘境是，当个别价值向一般价值转换时，存在货币这样一种一目了然的中间物，而其可逆过程，从经济学术语角度看，却是不可见的。
鲍德里亚虽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隐隐约约指出了一条重要通道，这就是，未来那种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交换关系，更象语言的交换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对话不就是一种对价吗！
这正是伽达默尔关于对话的阐释学所最擅长解决的那类问题。
对价与对话
允诺与代价不对等，是能指与意指的关系。如果对价方向相反，意味着能指与意指的颠倒！它可以使“我注六经”，变为“六经注我”。
阐释学本质上就是意义的对价。阐释学对应的中学是训诂学。专门在文本的能指与阅读的所指之间来回对价。“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比如说，我注六经，将个人活的意义判断，融入经典的死的意义，相当于符号交换；六经注我，将经典的死的意义，融入个人活的意义，相当于象征交换。
传统的解释，是一种单向度的解释，是一种文本崇拜。最典型是红学考证。后现代的解释，一度又颠倒过来，变成六经注我，阅读成了角色扮演游戏。伽达默尔的辩证的对话阐释学，追求的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即在普遍的永恒的历史文本，与当下的此在的个人之间的开放对话。通过这样一种意义的对价，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就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就都被换算成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对话过程，象物理学中的可逆实验一样，正好是一个与货币化相反的过程。这就解决了后现代经济中，以货币为参照的对价，向以快乐为参照的对价之间的转换。
复归契约论
这是另外一种与卢梭的社会契约关系相反的契约关系。它不是强调个人自由有局限，因而要委托给社会，使自由成为理性的自由这一面；而是强调理性的自由，不能适应个性化定制的需要，因而要复归个人，使理性的自由变为体验的自由这一面。后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将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来解释产品交换关系，甚至产品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
交换与契约，都是符码化的过程。社会契约论，把个人自由转变成客观的自由、理性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这样一种对价。问题在于，事情还有另一面：有没有一种相反的契约，在个人把自己交付给社会之后，再从社会赎回自身—按照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个人价值（象征价值），重新评判和扬弃社会自由，从而把社会自由扬弃成为一种与活的个人对价后的新的自由。这就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经济中的语言，与货币经济中的货币，是不同时代的两种代表性中介。语言，在这里替代了货币的中介作用。以语言为中介的对价，从一般导向个别，从机械导向有机；而以货币为中介的对价，从个别导向一般，从有机导向机械。
从“市”向“场”的转变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福克斯与米勒，提出了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来代替市场的概念，作为交换的容器。
我们才发现，原来市与场的概念是不同的。场，是一种此在的有机空间；而市却是机械的、原子化的普遍联系。“成行成市”，说的是原子以普遍的、社会化的方式相连接。“场”只是“市”落脚的地方。自然经济中，人们只是在场中交易，而缺乏市所要求的那种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业经济中，人们只是在市中交易，场的局限性，正是市所要克服的东西；在信息经济中，人们重新回到“场”中进行交易，市变成了互联网。场，具有生命有机联系和“此在”的双重意义。至于它在现实中对应的是社区、P2P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形式，并不重要，那只是对价的具体技术方式。
场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7×24小时地响应每一“此在”的个性需求，而不是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设计的，把自己的一般利益委托出去，过四年才有权要求代理人响应一次。如果通过话语形式，在“市”的范围内连续、并行地对价，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物物交换或劳务交换的合意价值链的话，从理论上说，货币就不再需要了。货币不具有向象征交换方向对价的能力，语言却有这种能力，因为它可以让抽象的东西回到具体。
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观，在纯工业经济中，人们以货币为参照体系对价，通过交换，将个别价值不断对价为一般通用价值，最后得到有钱带来的效用承诺；而在纯信息经济中，人们以语言为参照体系，通过对话，将一般通用价值不断对价为个别具体价值，最后得到以人为本的快乐满足。中间可能有许多过渡形态，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商品交换最终的去向。
对价还有其它的妙用。首先利用对价理论的徐萱，最近证明了知识产权在其公共普遍价值与个别此在价值之间对价的必要性。道理是异曲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