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他乡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春运是那么近 家又那么远...
要考证“春运”，还是得先考证“春节”。
有关春节的由来，每个中国人想必很小的时候都听说过“年”的故事：相传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家家户户都要大放鞭炮以作驱赶，人们则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这则传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春节起源的假定之说。
那么，春节是否真地如同传说那样为的是防范和纪念才有的呢？
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载”．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才叫“年”。“年”的本义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热，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的寓意。又传，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他们用朱砂涂脸，身披鸟羽，唱跳吃喝，热闹非凡。
史料记载告诉我们，春节或许更多的是从农业收获欢庆而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七八千年前已经出现发达的农业生产。出于生产需要，当时人应该已经有了一岁、一年的概念。“岁”字原来是一种斧类砍削工具，用来收获庄稼。当时是农业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用这种工具杀牲祭祀，“岁”又成为该祭祀的名字。最后，“岁”字成为时间段落标志，成为年岁的岁。“年”字原来也是标志农业生产的字，《说文解字》说：“年，谷熟也。”后来，“年”的字义也发展为时间段落标志，与岁相当。《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有了年的概念，自然就会产生过新年的习俗。所以，新年（春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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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代的春运怎么样呢？
古代的“春运”规模，肯定远远不及现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古代的人口没有现在那么多，分布也没那么广泛。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人并没有每年长途迁徙的必要，尤其还有“父母在，不远游”这些祖训熏陶。
在古代，每年加入“春运”主要是两类人：公务员和商人。
这两类人其实都不难理解：从汉朝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大量“南人北官”或“北人南官”的现象，所以公务员成了过年时需要长途返乡的主力军。而那些常年在外做生意的商人或手工匠人，包括一些游学的读书人，也是“春运”的常客。
其次的区别自然是交通方式。
古人“春运”，交通方式无非三种：腿，船，马。
“腿”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靠腿走路。
靠腿走路，当然少不了我们的李太白了。
据王固的《次北固山下》记载，他回家的费用，说起来还真是有点惊人呢！李白本来是蜀中人，而后来到长安求取功名，后来做到了朝廷命官的位子。到了年末，自然是要回家过年。古代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一般提前一个月就要请假回家，唐代的李白就是当时春运大军的一员。在公元728年，唐朝开元十六年，当时的李白28岁，在皇都长安游玩一年，临近年关打算回家过春节，当时不到腊月他就开始准备回家的事情，因为他回家路途遥远，道路崎岖，真正的翻山越岭。
李白要从陕西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走到大三关，再转骑马走陈仓，还要翻越秦岭和大巴这两座大山，一路上一千八百里路，平地只有大约600里，其他1200里全是山路，不能骑马，只能步行。
李白走了大概30多天，终于回到了四川老家，一路上花了李白12贯钱，依现在物价折算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也是他当时全年工资的一半。
“船”就是船运。这种运输方式在京杭大运河成型之后开始慢慢普及。船运的优点是乘坐舒适，价格便宜（按唐朝的规定，坐公家的船，顺水在一天五文钱左右，逆水是十五文钱，按购买力计算唐代一文钱大概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元左右），缺点则是速度慢（一天走40里），冬天有的水域结冰不能行船，且不能实现“点对点”到达，靠岸后还要步行或坐马车。
“马”就是骑马或坐马车了。古代有不少畜力车，类似骡车、驴车、牛车，但主要的畜力还是马——骑马或坐马车，还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一种交通方式。
欧阳修54岁，从东京开封府到江南西路吉州永丰县(今江西永丰县)。从开封坐马车出发,走陆路至江州(今九江市)对岸的长江北岸。再坐船经湖口进入鄱阳湖,再顺赣江而上方还家。陆路约700多公里,沿途除大别山外,皆坦途。水路约300公里,逆水。陆路坐马车每日走70公里,要走10—15天时间。水路每日走30公里,要走10—15天。单程花了44—67两银子。
折合现在概念:回家单程路费约3.1—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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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要回家也是一桩困难的事，让人也有天天春运之感。
鲁迅是1912年5月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到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的。1919年8月鲁迅以1750元的价格，在北京八道弯(湾)买了个四合院，结束了“北漂”生活，鲁迅于新年前回绍兴，把母亲接到北京侍奉。
12月1日凌晨5时，鲁迅坐人力车到前门站，坐上京津铁路的火车，当天中午就到了天津，并且顺利换乘了从天津开往浦口的火车。2日中午，火车到了长江北岸的津浦铁路终点站浦口，鲁迅换乘渡轮冒着寒风过长江，在南京站换乘开往上海的宁沪铁路公司客车，当晚9时许到上海后，已经没有了到杭州的火车，只能住进旅馆。
3日一早，上海下起雨来，思乡心切的鲁迅冒雨乘坐沪杭甬铁路公司火车，于下午2时到杭州。此时，杭甬铁路仅从宁波通到上虞(百官)，杭州至绍兴只能坐航船，船票一时又买不到，鲁迅只得住进火车站(城站)附近的清泰第二旅馆，托朋友设法买船票。当天晚上，朋友送来捷运公司“越安轮”船票，上船地点是在钱塘江对岸的西兴镇。4日上午，鲁迅从浙江第一码头坐渡轮到西兴，下午坐“越安轮”，于当晚9时许方到绍兴轮船码头，赶紧雇了顶轿子回家。这趟1300公里的返乡旅程，鲁迅整整用了4天时间。
在北京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回乡之路也不平坦。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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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还记得2008年的那场春运吗？当时的你在哪里呢？
那一年，南方普降大雪，广州火车站广场十万人滞留，人浪起伏，如风暴前的怒海。到处都是等待回家的人，每个人都想要赶紧走，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局势几度失控，武警拿着喇叭喊话“你们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万人怒吼回应，“死也要回家”。
几天后，一对湖南情侣模仿电影，从天桥跳向出站列车车顶，男生不幸触电身亡。
同日，一位甘肃农妇，急于进站，攀越站前高架桥时，从十余米高处坠落昏迷。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高价黄牛票，后经鉴定，是张假票。
悲壮气息在广场弥散。入夜，人们开始唱《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歌声像火炬般在人群中传递，曲调走形，但充满力量。
那一年，我在深圳。眼看离春节只有三天时间，手上没有票，但是有票也是走不了，已准备打算在深圳过了，那二天好似失魂落魄，忍不住我从深圳市委门口的深南大道一路步行晃到了罗湖火车站，那是上午十点，我在罗湖售票大厅的人群里挤得晕头转向，我们都在等待奇迹，等待有人退票，而当时的我巧遇一位买了高价票回兰州的一位女生，黄牛票只给她打到广东省内惠州的卧铺，意味着晚上到了惠州后要被赶下来补长途站票了，因为雪天茫茫路途遥远只能退票委屈抹泪，我当时加了票面外的二百元后，于心不忍另外又多给了她二百元并是一番安憵，下午三点我终于跳上火车，一路上三十多小时晃到信阳，而后又花了八个小时转车到了商城县。到了家门口已是大年的凌晨。妻子在灯光下守了半夜，虽然到家后天寒冰冻导致生活不便，却是打心眼里由衷高兴的一年，暗暗感谢那年城市运行保障、那位女生的退票，成全了我奔波在外阖家团圆的心愿。
2008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是如今想来，依旧感觉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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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春运”，而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春运”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人数虽然一直在增多，但随着科技发展和政策的完善和进步，2000年之后中国春运“痛苦指数”明显下降许多。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铁路建设呈跨越式发展，各地铁路建设大规模展开；CRH1、CRH2、CRH5动车组大规模上线，多趟列车时速达到200 km/h，其中京哈、京广、京沪、胶济线部分区段时速达到250 km/h，中国进入高铁时代。
高速公路快速发展，汽车运输地位进一步显现。因此，尽管在新世纪春运人次仍在不断提升，但相较之前，春节出行只要过了买票关和人多点儿，还是方便快捷。
从绿皮火车的漫长难熬到高铁的飞速前行，从熬夜排队购票到便捷的网络购票，从繁琐的人工检票到智能刷票进站……数十年来，春运历经了无数变迁。但不管怎么变，春运没变的还是，人多。
人多，人山人海，这是每年春运不变的“标签”，然而，这“不变”的背后，是我们对家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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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回到了故乡，没故乡的人去了远方。然而在时间洪流中，这个终点正不断模糊。
对于生活在故乡的人，变化如蚕食，对于一年一返乡的游子，变化如翻页，每一页都是新章节。
轰鸣的工厂关闭了，热闹的集市消逝了，古老小楼变作喧闹商场，街角的录像厅一路进化成游戏厅、电脑房、网吧，最后化作早教中心。城市如不停扭动的魔方正变得五彩缤纷。
而在城市边缘的乡村，时间正抹去残痕。祠堂古锁锈迹斑斑，村舍之间寂静无人，越来越多人在迁入城镇。
我们以为记忆中不变的坐标，其实都有各自的命运。
一切都在消逝，街巷在消逝，玩伴在消逝，最后你熟悉的生活也会消逝。
其中，我们有一部分人，近年更加“近乡情怯”，被问工资、买房没，囧得无语。心思又开始沉重起来。
九十年代城镇化浪潮开启，1990年时中国城镇化率为25.84%，而2019年年底时，中国城镇化率59.58%，涨幅34%。
同样历程，英国走了110年，德国走了90年，而我们只用了30年。
30年，我们和故乡之间，有一根脆弱的细线，过去是亲情，再后来是追忆，而那根细线，终会崩断在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