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清末民初的城镇市容街景 映现社会变革时期的新旧世象交替
文/图史占扬
1910年10月至1913年4月，在四川成都任教的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曾经拍摄了不少反映当年社会状况的照片。这些旧照充满浓郁的巴蜀情韵，映现出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世象、习俗的交替和切换。其中有：西蜀城镇市容街景和民居庭院全貌、成都街头屋前檐下的少年、聚集于宏大祠堂的族人等等。这些景观展示了昔日四川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图是清末民初成都满城街区之一角，画面中房屋毗邻，庭院重叠，院内屋间生长着常青树木和高大芭蕉。用方砖砌成的院墙，其上半部呈空花钱纹形状。照片中的这片住房多为砖木结构，悬山式的屋顶，穿逗式梁架，有的顶脊上做简洁装饰，所有建筑均显得规整。
这里的街区院落正像川籍学者、文学家李劼人先生在其名著《死水微澜》中所述：“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遇见一个人。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消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这张照片的画面中不见店铺栉比和人流不息及尘土飞扬，墙边院内没有杂物堆置，一派清新气息和极其宁静的氛围。成都的满城和大城相比，呈天壤之别，它确是一个洁净而又具有诗情画意的区域。
成都的满城，建于清代初期。当时，经历明末大规模兵火洗劫破坏的四川，开始恢复正常发展，时至康熙晚期，省会成都和全川范围内即再现繁荣。由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都会和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于是，一个驻防清朝旗兵、居住旗人的满城即出现于成都的西侧城区。清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城池》记载：“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康熙五十七年八月，特设驻防成都八旗满洲官兵”。满城的布局是：“门五，……城楼四，共一十二间，每旗官街（指满城内的主街、干道）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拥有相当规模的满城是位于成都城里的一个小“特区”。住在其中的是享有特权的、地位高人一等的满族官兵及其家属。李劼人还写道：“而这里（指满城）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 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
小说家张恨水于20世纪40年代自重庆来成都，他于其后写下《蓉行杂感》，文中对成都满城作如此叙述：“尤其是那班驻防旗人，他们扶老携幼，由北京南来，占了成都半个城，大大的给成都变了风气。……将北京的缙绅生活带到这里，自然会给人民一种羡慕荣华的引诱。在专制时代，原有‘宫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的倾向，成都人民在旗人的统治与引诱之下也不会例外，由清初到辛亥这样继续的仿效二百多年。”这段文字，恰言中成都满城的历史作用及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成都满城已有近二百九十年历史，辛亥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日益激化，民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在川统治危在旦夕，是年年底，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但因四川军政府与清王朝是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权交替，故成都满城没有受损，时至民国二年满城城墙和不少房屋才被拆除，和成都大城合而为一，满、汉鸿沟也不复存在。而满城内原来的“非”字形街巷布局依然可见，区内一些房屋院落至今尚存，其中局部区域街道和建筑群体还被列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特予保护，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内的一道夺目风景。清代末期，成都满城曾引起来川外国人的注意，那爱德和德国人弗里茨·魏司等都满怀兴趣地拍摄了这里的街道、宅院和房屋，虽然留存至今的满城照片寥寥无几，但这些照片仍把全盛时期的这个城中“特区”作了真实记录。
据清代成都街坊图和相关文献记载估计，清末成都城内大约有大小街巷五百条。这座城市也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当年已逐渐形成了繁华商业街区。但与同期京城和沪上相比，成都商业街区的规模偏小，经营的商品也相对少些。图是当年成都总府街街景。这是一条位于市中心，与新式劝业场（后称“商业场”）紧邻的中型商业街。据清末出版的《成都通览》记载，当时的总府街以经销衣帽、扇子等为主，也出售苏广商品，成都名店桂花轩香粉店即设于此街上。
从照片看，总府街的风格和店铺建筑结构均富有西蜀特征；石板铺路，两侧店肆的屋檐前伸，宽屋檐把店前走道全部遮掩。这样，可使走在便道上的顾客、行人免受阳光照晒和风吹雨淋，这种形式的城镇街道在四川十分常见，其中不少至今保存，这样的建筑设计堪称匠心别具。
总府街店铺的商招多为匾式，挂在门额上，画面中最前边的左侧商店门匾上刻写“广东廖家口”，此系当时中国南方著名厂商“廖广东刀剪”开在成都的分店。当年，“廖广东”和北方的“王麻子”及江南“张小泉”齐名，都是历史悠久的刀剪厂家商店。总府街上的廖广东刀剪店开设于清乾隆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才迁往更加繁华的春熙路。此照片中右侧最前的商店名为“盛源号”，是一家出售工艺饰品的店铺，靠店的柜台后面，商家正在包装卖品。在总府街上站着很多人，其中有卖家、顾客和来往行人，他们大多穿着长袍外套马褂，头戴瓜皮小帽。
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廖广东”店前檐下站立的两位巡警，此二人身着浅色警服，头戴圆盘檐帽，腰束皮带，佩带帽徽和肩标，但却未执械，全然一副于街面执行维持秩序任务的警察形象。清末，朝廷推行新政设立警察。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首创警察局，设址成都华兴上街。其后。省内各厅、州、县次第开办警察业务。至宣统元年（1909）成都全城已有警局51个。拍摄此照之时，成都警察已有一定数量。街头出现巡警并非罕事。李劼人著作亦述及，总府街这些行道有序的重要商业街：“自清朝办警察时起，就训练着“行人车辆靠右走”，可见，总府街等地早在清末便成了警察治理秩序的重点区域了。画面中有身穿长袍马褂的人群，又有两位街面警察，显示出旧制和新政并存，说明成都正处在社会制度、人文习俗交替、变革的时代。
图 护城河畔的环城街巷
过去成都的环城街巷弯曲而狭长，路面、房屋和街上的人物无不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性和较强时代感。图是一条护城河以内的绕城小街，其路面中心铺嵌着两排石板，构成专供车辆双轮碾压的车辙，街两旁都是瓦顶木结构平房，临街门壁均用木板装成。街左侧檐下立木杆，杆顶捆一束草和一短竹竿，竹竿顶挑挂三角形、梯形和蜈蚣形纸质旗幡。这是当年成都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之标志。此幅照片的拍摄时间，可能正值这个名为“九皇会”的活动期间。街巷上空有四根平排的电线隐约可见，街左侧路旁立一根近一丈高的木杆，杆顶横一木，木上安磁瓶缠以电线。据文字资料记载，清末民初的成都没有电灯，仅在个别商业场所偶见自行发电的电灯。这条街所见电线似是通过城边上空的有线电报线或是局部地区使用的电话线。在古老的小街上空出现电线，在当时确属新鲜事物。
图 屋前童趣
人在孩童时代总觉得活动空间很大，自己家中的房里屋外和院内门前似乎处处都可以尽情玩耍。图中的四少年正围蹲在屋前檐下的拐角处玩着打铜钱的游戏。这种游戏在过去的四川城乡很流行，玩的时候，或抛钱落地看“字”、“背”，或用钱相互砸碰，按已定规则决胜负。从照片中四少年的穿戴看，似是富绰家庭子弟，最有趣的是，其中三人戴瓜皮帽，左侧一位颈后还拖一条长辫，而右边第二人却不戴帽，头上蓄着新式的分头短发，画面中的少年保持不同发型，表明清代、民国之交民间习俗的新旧并存，反映出一个变革时期内的特有现象。
图 青龙场上的少年乞丐
20世纪初，是中国人民饱受苦难、身负重压的年代。川江边逆水拖船的纤夫，站在集市被叫卖的彝族奴隶，田地中辛勤耕作的贫苦农民，倒毙于路边的饿殍和被杀戮于大道上的横尸……这些都曾被外国人摄入镜头。这一时期那爱德在四川拍的照片中同样不乏表现社会底层人群生活状况的照片。图中的少年乞丐，正站在成都东北隅青龙场街区的屋檐下边，被那爱德拍入了镜头。乞者的年龄约十六七岁，他身上穿的是不成衣衫的“衣衫”，实际上是联结在一起的破碎布片和零乱肮脏的棉絮。少年就靠如此装束，赤着双足、裸着双腿度过严冬，他所要忍受的痛苦可想而知。面对相机，蓬头垢面的少年乞丐双目呆滞无神，表露出对生活的绝望。可是，就在他的背后板墙上还张贴着青龙场当地民众的捐款清单。赈济社会和眼前乞者的状况同现于一个场景，极具讽刺意义。此乞丐的形象、处境和前面照片中打铜钱的四少年构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于20世纪初在华拍摄的照片为不少中国人所熟悉。他于1925年曾在北京远郊妙峰山为一女乞丐留影，那幅女乞照与1910年那爱德在成都青龙场拍下的少年乞丐图主题相同，构图近似，可称异曲同工之作。美国著名汉学家斯宾塞曾对妙峰山女乞照评说：“从她那宛如水手海图一样的皱纹脸上，你可以读到整个中国历史。”那么，从青龙场少年男乞的面部表情中却可看到当年中国贫困民众所经历的苦难人生。1911年2月16日，那爱德从成都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姐姐，信中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像他们（指中国人）这样活法。有四分之三的下层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富裕。……农民被压榨到了极限。”贫穷和落后，是九十多年前蜀中城乡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
图 岷江沿岸集镇街景
从成都逆岷江而上，在灌县、汶川之间有不少如图那样的城乡集镇。这些街镇大多依山沿河而建，其自然、人文景象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从这幅照片中可见，街的左侧多为瓦顶木结构的商家店铺，街的右侧似为一处公用场所或是富有人家的宅院。左边靠前的第二家店内有柜台、货架，上面放置的似是一些日用物品，门外道边有几个细长尖底竹篓，里边装的可能是土特产。街右侧土石墙壁上张贴着“川军（法）局令”和加盖朱印但看不清内容的布告。墙下站着十余人，其中有身穿长袍头缠布巾的成年男女，有戴小帽和棉帽的少年儿童。从画面中的街道、房屋建筑和聚集于街上的近百人的穿戴看，这里似是位于川西北高原东南部的沿岷江而建的中、小型城镇，其环境氛围和景致风情，与成都等城镇街市相比显现出另一番情趣。
图 成都南城宅院
四川城镇中的民居院落，多为三合院、四合院或复合式院子。成都的四合院之布局、风格与京城四合院有相似之处，它们多为四方建屋，院内空间较大，其中可栽植花卉树木。成都四合院房屋门窗宽敞，通风极好，窗棂等部位木雕工艺考究。图中的这个民居院落位于成都南城，院中的花间树下安坐着一位衣冠较整的中年男子，他的身边偎依着一个双手捧执书本的儿童，俩人神情闲雅，院内气氛寂谧。
图 民居院落式的旅店
复合式院子的布局其实就是二至四个庭院做竖式相联接，构成二至四进的深宅。图中的院落即是这种复合院中最深处的院景。镜头的最前是两个院子间的过厅，天井后边是正房或叫做堂屋，左右为两厢房，院内房屋均为瓦顶木结构建筑。过厅右侧摆置着木质八仙方桌和条板凳，桌上放有日常使用的茶具、器物。人们可在此饮茶、进餐、对弈、休息。过厅顶板上挂一盏煤油灯，灯罩上装一大圆盘形灯伞。两厢房形制、间数皆同，呈左右对称之势，厢房檐下出垂柱和挑枋四组，窗棂花格雕刻的十分精细。正方堂屋屋面不宽，其两侧开拱顶门可通后院。正堂中门全敞，两旁壁上绘满彩画，此敞口厅堂屋檐下吊一圆灯笼，灯笼两边悬挂字幅，上写：“现钱照顾赊账无言，衣物作抵万不答应。”“银钱交柜随手锁门，各照衣服失落不认。”左右两檐柱上的楹联是：“骊驹在门主宾俱”；“凤凰来舍堂序相”。从这些带有市井文化风韵的字句来看，这里应为一处民居式旅馆。院内天井的地面上停放三顶小轿，以待旅客雇用。清末民初，轿子仍是四川城乡的主要交通工具，轿分官轿、花桥和街轿几种，停放于此的三顶是由二人抬的小型街轿，此轿未用布围，是一种以竹、木、藤为料制成的简便轻轿。投宿这类蜀中常见的民居院落式旅店客栈，吃住行均很方便。
图 某家族祠堂大门前合影
宗法家族制度维系着旧中国的封建社会关系，千百年来，宗族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在宗族观念中，尊祖又是主流意识。因此，祭祖之风经久而不衰，祭祖的主要场所便是家庙、祠堂。世人遵家礼，常把立祠作为首要大事来办。时至明清之际，家族力量愈加强大，城乡各家族纷纷购置田产广建祠堂之风越演越烈，许多望族大姓常以家庙宗祠建得宏丽气魄做攀比，以此炫耀自己家族精神力量之强大和物质财富的丰裕。到了清代，仅在四川省已有家祠数以万计，其中不乏规模可观者。
图和图中的建筑便是位于成都附近的一座大型家祠，从族人的合影中，可看到此祠堂的大门前为石栏旱桥式通道，过通道即是重檐牌坊式门面，坊的两层檐角都上翘，顶脊饰瓶珠、鸱吻，中间门额上的匾式题刻为：“理境法域”四字，两侧柱上挂有楹联，进入大门后是过厅，穿过过厅即进入内院，院内的地面砌铺方砖，整洁而平坦。后院内正房形似殿宇，其气势颇宏，建筑风格古朴而凝重，面阔五间，筒瓦面盖屋顶，正脊饰以瓶珠和鳞尾等，正面立有六根檐柱，中间四根柱皆悬楹联，正中檐下挂匾，上书：“无微不照。”一般而言，这正屋厅房是供奉家族祖宗和几代长辈牌位的殿堂，系后世族人举行祭拜的主要场地。正厅堂左右是对称的两厢房，那是祭器、宗族用品和杂物的储藏室及其他用房。
图 祠堂正堂前合影
在大门口和正堂前合影的男女老少族人中，依辈份站排有序，位于中间者个个垂臂肃立，俨然族长和族中重要人物之相，这几人均穿长衫短褂，袍大袖广，头缠白色布巾。在祭祖的重要活动中，他们如此注重穿戴的整洁并保持仪态的严肃，完全显示了后人对祖先的虔诚尊爱。在这两张中国族人合影中，偶见侧边有两三位穿西装洋服的外国男女，他们显系随摄影师那爱德前来，对于这种中国的祠堂礼俗活动，老外们很可能在好奇之后欣然参与之。
老照片，像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一组城镇市容街景，能揭史之实况，补史之不足，尤其在社会的变革时期，这种“揭”和“补”，就更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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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42辑
冯克力 主编
2005年8月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