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科带头人

十八年做到第一非偶然

“那个时候，全科上下只有一位博士，一位硕士生导师；全科的科研经费只有三十二万元；没有人发过SCI，只有一个人发表过中华医学英文版的文章；别说在全国去拿第一了，那时候在全国会上连问题都不敢提，因为怕错。”

王拥军刚刚接手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一职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忙碌中度过，经常睡办公室的钢丝床，一个包子、一瓶可乐就是一顿午饭。每天都在跟科里的同事沟通探讨，做规划，做布局。

“关闭院里的会议室改成临床研究中心，关闭院办和院里的招待所改成脑血管中心，天坛医院的历任院长也都给予了很多支持，所以这个第一历经十八年，可谓是奉献了一批人的青春。现在，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专业是整个首医系统里面博士生导师最多的，我们留学人员也是最多的；科研经费过亿；SCI数不胜数。”

对于“第一”的感受，王拥军表示，回想这么多年来在科室规划中走过的每一步，这个第一绝对不是偶然事件。对于全国目前的神经内科的布局，每个医院的神经内科都在做什么，国内以及国际上神经科的发展方向，王拥军都了然于胸。

“您放心好了，在我退休之前，我会努力保持第一的位置。”在一次交谈中，王拥军曾这样对首都医科大学尚校长表态。

靠数据的科学性快速取胜

十八年前，还没有很多神经科医生愿意去做脑血管病，大家都愿意把精力付诸在、疑难杂病上。

而王拥军却偏偏选中了脑血管病。“它是基础，基数大，当时几乎所有神经科在脑血管病领域都把精力放在了技术研究上面。我们就要独树一帜，来做病人管理系统，后来成功的组建了卒中单元，一下子就引起了科技管理部门和同道的关注。拿到第一大课题经费，这样这条路也就越做越好，越做越专业了。”王拥军自信满满。

中国医院融入国际大环境靠的不仅是临床，因为国内和国际临床的临床环境差异太大了。王拥军回忆：当年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跟外国专家分享中国脑血管病溶栓经验的时候，中国的溶栓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当时，美国人表示不理解为何中国院内的延误时间这么长？

美国人觉得做完CT，疾病明确了就可以给药了，但他们并不知道中国还需要谈知情同意，需要缴费买药，中国的患者还需要向熟人询问来确定医院的诊断是否准确。“在那个年代，中国医院里面的支付系统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美国人一直都不明白，在他们眼里中国医疗流程设计不可理解。”

但是，临床研究就不一样了。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从2001年开始搭建自己的临床研究平台，研究最高产的是2013年到2016年间，尤其是在高危非致残非脑血管病（HR-NICE）这个领域，到现在为止仍处于理国际领先地位。

在国际上，数据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而提供数据的人群、国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性。这也正是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之所以能融入国际、快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

“如果一个医生的主要精力是出门诊做手术，那么他做研究肯定是用业余时间，而用业余的时间做出的研究也一定是业余水平。”所以在设计临床研究平台的时候，王拥军用一句话概括了主旨，“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办。”

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临床病例资源丰富，样本量充足，所以在研究上会比美国能更快出成果。但重点是中国很少有人懂临床研究的运作过程，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培养，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临床研究这个专业。“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临床研究人员都是在国外培养的，既然要融入国际，那么大家就都要使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王拥军说。

走在人工智能最前沿引导变革

人工智能与医疗相结合的领域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但是神经疾病医疗领域的异常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早已悄悄拉开帷幕。

据王拥军介绍，由于神经系统疾病复杂程度高，诊断与干预的难度大，所以由“电脑”给出精确的诊断，并进一步提供最佳的治疗和预后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2018年5月，世界第一场神经系统领域的“人机大赛”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全世界的七百多名参赛选手了。虽然“电脑”目前依旧处于抓紧时间学习的阶段，但其建模模型的准确率已经达到80%，这个准确率已经是世界无敌了。

“如果病例样本量足够多的话，我相信还是机器的胜算较大，但是如果样本量不足，也会出现一些偶然概率的可能性。”王拥军表示，他设计这个比赛并不太在意谁输谁赢，而是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想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夫都能体验一下人工智能的魅力，同时也让部分对人工智能抱有怀疑态度的医生都能进一步的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解，消除恐惧；二是完成一些仅凭人类很难达到的方面，“例如预测脑出血和预测血肿的扩大”。

对于人工智能和医生的关系，王拥军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一方面会在辅助诊断上给予医生很大的帮助，节省医生很多重复的机械工作，增加临床上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于医生的再教育以及偏远地区的辅助诊断，也提供了更全面、更专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