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建65年·口述会史篇】戴德霖：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今年是浙江民建成立65周年。65年来，浙江民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团结奋进，积极作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推出【浙江民建65年】栏目，一起撷取浙江民建发展历史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经历。在倾听心声中，回顾民建与中共风雨同舟的历史；在感受经历中，传承民建优良传统。
现推出“口述会史篇”，展示省委会及各市委会老领导、老同志在民建成立、建设、发展历程中，对亲自经历过的那些人那些事满怀深情地回忆。今日推出的是温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温州市委会原主委戴德霖的回忆文章《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1933年10月生，1987年9月加入民建，曾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温州市委会主委。
心路历程
我是1933年出生于温州城区，1939年开始上学，直到1951年从温州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求学期间，我见证了日军攻陷温州、童子军罢课、学潮四起等等，那个特殊年代，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人逃难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1941年日军第一次攻陷温州时，我恰好在城南小学读书，父亲不在家，奶奶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妹从瑞安家里往山上逃，后面不时传来日本人的枪声，我们逃了三四个小时，最后是躲到了山上的树林里，日本兵还过来搜山，不过没有找到我们。我们回到自己瑞安的家已经是半个月后，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到抗战胜利时，生活刚开始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不用再外出逃难，不用再提心吊胆，就觉得很安定满足。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温州市工商局实习，并留在那里工作，直到1958年响应号召，下放温州铁工厂劳动锻炼，期间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是漏掉的右派，我要求对质辩论，但这种运动，罪名都是事先定的，根本不给我辩论的机会，就这样我被禁锢了三个月，直到1978年，才给我平反。1959年，我就被调到景宁采矿兵团接受劳动改造，我常自我安慰，就当回到起点，我也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重新开始。一年后，我很庆幸被调回分配到了温州冶炼厂当计划员，期间，我制定矿产开采计划，实施新工作方法，固化每个流程，厂里领导觉得我有头脑，让我当了计划科副科长，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四清”运动，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我因为之前的“附和反右派言论”又被隔离起来住牛棚，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回到原来的行政岗位。
1983年我被调到温州市经委企业管理科当副科长，后来当科长，主要负责企业整顿，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年年亏损，企业需要改革，更要争取自主权，我就提出来要承包经营，把指标分到各处，当时我撰写并发表了文章《企业计划工作也要注意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探讨市场、兼并和破产的问题，后来，市科委还让我到全市企业家中介绍这些经验。当时中央出了一个文件，要进行经济师评定，规定了很多条件，恰巧我都符合，就成为了首批7个被评定的经济师中的一个，由于我对这块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市委在成立经济职称办公室的时候就确定了由我来任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我就从冶金厂、化工厂等地方挑选高学历的同志组建了三级评委会，辛苦了一年多，解决了全市五百多人的职称问题。
1987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当时我在经济委员会工作，时任民建温州市委会主委吴杰等人找到我，动员我加入民建，当时我对民主党派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告诉我，民建是代表经济界的政党。我想，一方面我一直在经济界工作，另一方面民建里的好多人我都认识，温州比较有名气的几个老板都是民建的，对他们也有一定好感。经过我和家人、好友商量，他们都觉得，如果我加入民主党派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1987年的7月份，我正式加入了民建。民建组织对我很重视，次年把我推选为民建温州市委常委，1989年调入市委会工作，1990年补选为副主委，担任市政协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业组组长。1992年当选民建温州市委会主任委员、省委会常委，1993年任六届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兼经建委主任，1996年继任市民建八届主委，七届市政协副主席，直到2004年1月年满72岁退休。
与民建同行
回顾在民建10多个春秋的岁月，我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参政议政方面。民建作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参政党，最大的特点是有一批懂得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才，发动与组织这些人才围绕温州经济特色开展调查研究，撰写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是我的主要任务。我主要提的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温州民营企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温州那个时候搞有形商品市场、皮革市场、阀门市场、纽扣市场、服装市场，还有打火机市场，各地都非常注意温州的动向。外地人来我们都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市场，他们都很好奇，也很佩服，所以我就在这些方面做调研，研究这些市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存在什么问题，以后的发展方向等。通过调查，我撰写并在省、市两级政协大会上的发言稿7篇，其中市政协3篇中，有一篇被评为优秀大会发言，大会提案53件中有一件被省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这些发言与提案大多经过实地调研，议政的质量都比较高。例如在省政协大会上作了“对我省市场建设的看法与建议”“精兵简政”与“改善投资环境的当务之急”等发言，在市政协大会上作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等发言。在国企改革方面，分别对“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抓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提出建议。此外，牵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及会内骨干参加“山区海岛菜篮子工程”“国有企业集团问题”“质量立市”“股份合作经济发展问题”“温州市场建设问题”“改善投资环境”“旧城改造问题”“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及“科教兴市”等10多个专题的视察调研，有的还撰写调研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党政领导也很重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能够做到大会发言次次有，提案数量年年增，议政水平步步高。
二是服务社会方面。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为了把会员企业家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自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我们对比了几种形式的利弊，最后选择由企业家自己组织的联谊会，通过民政部门的社团法人登记，再加入市企业家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在民建市委会的领导下，自组班子、自筹资金、自我服务，多年来收到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在自我服务方面，他们经常组织参观、考察、讲座等学习交流活动，沟通信息，互相帮助。在社会服务方面，主要是扶贫和捐助，组织民营企业家与农村贫困学生结对，当时会员企业家邵豪哲一个人就和二十多个孩子结对帮扶，这些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的费用都由他负责。又比如1998年抗洪救灾，我们发动会员捐款，并动员全国政协委员高天乐捐款。他当时在上海，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捐多少，他问温州最高的捐多少？我说是35万，他说那他要捐40万，他要捐最高的。当时那个捐款现场气氛热烈，甚至为大会服务的音响师也受到感染当场捐资100元。那天，市长和市政协主席都有来到现场，赞赏我们民建开了一个好头。
三是维护会员权益方面。在法律范畴内，维护党派成员合法权益，是每个党派的重要工作。10多年来，会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例时有发生，有的是属于社会上不法分子敲诈勒索，有的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公正对待，有的是经营过程中被非法侵占等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肯定要亲自调查，尽力协助，希望能够合法合理解决。印象最深的是会员丹顶鹤服饰公司董事长蒋少毅，他在德政工业区已经生产经营10多年的厂房，突然被市规划局、土地局列为违章建筑，要进行没收与罚款，而事实上他们是应鹿城区政府向社会招标参加园区建设的，经区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并签过合同。我经过调查，认为这是市、区两级政府职能之间的工作矛盾，不能让企业承担不利后果。于是，我自己去市规划局、土地局找他们谈话，并把这个情况写成市委会的集体提案，在市政协主席会议上，我又主动承接这项提案的督办工作。经过多方协商，终于使市规划、土地部门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土地不没收了、也不罚款了，还给丹顶鹤公司一个公道，当时整个德胜工业区有类似情况的企业有30多家，它们的问题也都同样得到了解决，这些企业也都很感激民建这个组织，一致认为民建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例如会员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庆松，1996年的时候因为替某信用社做信用担保，因当事人逃跑而被农业银行起诉，虽然一审在温州已经胜诉，但农行不服，又向省高院上诉。郑庆松请求会内帮助，我就请民建杭州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帮助，并最终打赢了官司，郑庆松也十分感动。我想着通过维护会员权益，不仅大大增强了会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更是维护正义本身，所以我们民建也会尽量多去参与这些对各方都受益的事情。
回眸展望
回望这一生，我虽然受过不少委屈和打击，但也使自己在时代的变迁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就致力于撰写经济论文，相继在《浙江工业》《今日企业》《经济管理》《企业探索》《温州经济》《企业管理》等国内许多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一度成为政治问题的争论焦点，我身在经委工作，处于改革的前沿，深感改革的重要与紧迫，又多次发表文章，为改革呐喊。1989年调入民建机关，我开始了新一轮事业的拼搏。参加党派以后，我继承“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优良传统，也深感组织的温暖，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与成功。在会内，我特别深刻的感受是上下一致，相互关爱，特别是当自己突发心肌梗塞症的危急关头，民建中央领导、省委会领导及会内的同志都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手术期间来院探望，民建中央副主席还亲自到我家里慰问，一束束鲜花，一句句问候，对我的鼓舞和鞭策，至今都记忆犹新。我希望这种温暖能延续到每一个新老会员身上；我更希望我们民建能够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齐头并进，继续绽放光芒。
（整理人：周晶心 记录时间：2017年11月）
原标题：《【浙江民建65年·口述会史篇】戴德霖：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