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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胡适:胡适先生与白话文运动(下)

好句子 2018-09-16 02: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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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前文介绍了胡适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前提以及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主张,本文继续介绍胡适关于白话文的主张以及对其的评价。

1.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

文学写作包括内容和形式,形式一般是指文体。胡适关于白话文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用白话文的文体去取代文言文的文体。这样的文学革命也可以看做文学形式的革命。

胡适认为“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但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的救弊八事都是以革新形式为主,如他明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器,可断言也。”当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是割裂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内容的革新有着促进作用。

胡适

胡适对文学革命主要在于文学形式的创新。在这一方面,胡适十分坦然的承认自己不是专门的文学创作者,所以难以亲自用白话文作品去建立新文学大厦。因此在很多方面,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最多是出于实验主义方法论的要求,浅尝辄止的创作几首诗歌,他的作品《尝试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胡适表示自己只是在文学体裁方面有所革新,而在文学内容则应首推周作人先生,他说:“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就认为光是主张由语言文体来产生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内容,他把这内容叫做人的文学。”后来胡适在其著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明确指出,当时文学内容上的空白,主要是鲁迅先生填补的。但是胡适同样强调,文学形式上的革命是十分重要的,白话文作为形式的变革,是由新文学的内容决定的,而这种变革是否奏效,又关系到新文学内容的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文学形式上的变革,就不可能有内容上的发展。

胡适这样阐述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新的文体“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为了进一步说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便更好的为一般民众所接受,胡适将形式比作工具,从工具意义上来论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说:“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旧皮囊装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话,我们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话。文学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胡适认为掌握白话工具是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其次是搜集材料的方法和结构的方法,再次才是创造。他论述道“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入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所以“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只有这样,才可以用作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2.关于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思考和讨论

推广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发展出了新文学,对过去的旧文学形成了沉重的打击,繁荣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它同样是语言革命和社会革命,大量从西方传来的新科学,新思想,新观念通过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在广大民众中得到了普及,开启了民智,对保守势力形成了致命的打击,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争取了大量的民众基础。

但是社会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对白话文运动形成了质疑和批评,主要以学衡派和章士钊等人为代表。在前文已经介绍到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前提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工具论。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拒斥形而上学的道,反对古人所秉承的文以载道观点,这就难免将中国传统道中有恒久价值的部分当作糟粕一起抛弃掉。此外胡适在文学上也秉持进化论的思想,认为“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虽然从这段话中推不出新文学必定优于旧文学的结论,但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是新文学必定优于旧文学,这不免失之武断。事实上当时的白话文作品大部分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流传下来。胡适片面强调工具论的思想,忽视文学作品内在的思想性和价值性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鲁迅

关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讨论,胡适虽然对内容和形式都同样看重,但是在事实上更加看重形式革新,这就导致了很多缺陷。当时很多反对的人认为荒谬的思想既可以用文言文来表达,也可以用白话文来表达。同样的道理,先进的、革新的思想不光可以用白话文来表达,亦可以用文言文来表达。当然在古代,书面语和口头语是相互分离的,古人书写虽然使用文言文,但日常交流则是使用白话的。胡适则专门对此作过说明,他认为白话文可以做到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不需要再将所说的话转化为文言文,以用作书面语。所以就表达的思想来说,白话比文言文更接近于思想本身,因为它不需要文言文这样的中介和转化,也结束了书面语与口头语不一致的历史。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现实和胡适的预期却越来越远,以白话传达封建思想的“白话八股文”、“白话墓志铭”等现象屡见不鲜,旧思想寄生在白话文体上,产生了更大的危害性。

钱玄同

最后则是胡适由于过于看重工具的作用,认为只要变革语言和文学的工具,就可以传播新思想,这导致了一些人在文化方面采取了更加激进的主张。第一是汉语语法和语言习惯的欧化,当时张恨水举了一个《三国演义》的例子,《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若用胡适主张的白话文,则改成:“‘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的应声说。”其次则是出现了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以瞿秋白、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为代表,他们要求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使汉语成为拼音文字。这些激进主张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既不利于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也削弱了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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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徐静:《再论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2. 许家鹏、车金荣:《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与白话文运动》

3. 曹而云:《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4. 袁进:《纠正胡适的错误—从欧化白话文在中国的演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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