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价晚清世风说的“狠话” 对今人有何启示

关于晚清的世风，曾国藩有个评价叫“敷衍”“苟且”。敷衍，就是说话行事马虎，表面上应付；苟且，则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它们虽然有词义上的细微区别，但在不认真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晚清官员办事的“敷衍”“苟且”，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十三行地区外商之管理上即可看出来。

对外商的经营活动与日常行为，清政府有许多规定。比如商船不得在伶仃停泊，必须停泊在港口或回国；外商不得走私；不允许外商个人呈送禀帖；外商一个月只能外出三次，并且不准离开翻译单独行动； 每一个商馆雇佣的中国人不得超过8人。

清国的规定如此严格，实际执行得如何呢？商船停泊在伶仃的比比皆是，用侨居清国四十年的威廉·亨特的话说就是“这些趸船……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外商给前台的海关官员一点小回扣，走私货便畅行无阻；外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堂而皇之地前往政府衙门递交禀帖，看守城门的侍卫保护其不受人群的侵扰，官员很快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边温和地训斥说：“任性妄为，实在有悖天子圣意”，一边欣然接受外商的请愿书，同外商交谈，给他们沏茶递水，接受他们的雪茄。外商想外出，随时都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并且鲜有翻译相陪。外国商馆需要雇佣清国人，需要多少雇多少，从未有人查问。威廉·亨特如此总结：“我们……顺利而又轻松地违背着一些我们原本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毫不在意地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来处理生活中种种事宜，打理着我们的生意”。

应当承认，清政府给外商立下的规矩中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对外商每月外出次数与雇工的限制即是例子。但一个主权国家制订的针对外国人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修改，修改之前还得按照原规定执行。在晚清的十三行地区，外国人随意违反清国的规定，当地负有管理之责的官员不但不认真查处，有时还予以纵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乱象。

十三行地区外商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腐败，某些事原本不可以做，少数官员得了好处，对外国人的违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商疯狂的走私即属于此类。二是恐洋。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清国人谈洋色变，生怕洋人去上级那儿告自己，于是与洋人打交道总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最根本的原因是苟且。在皇权时代，某些读书人做官，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借权力发财，至于官位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想都不想，处理内政如此，处理洋务亦如此。

在中华文化中，读书人与官员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一个时代，精英只忙着谋取一己之利，而忘记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丧失应有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政权自然会很快走向自己的黄昏。

来源：理论周刊

编辑：TF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