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对基督徒而言 重建上帝的话语是“复兴”学术的核心

百家原创作者：栗子说历史

雕塑艺术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复兴希腊（和罗马）传统的运动。在建筑艺术上也是这样，古典模式的影响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但这一运动在文学上却不那么明显，除了在史诗中—维吉尔是但丁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向导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奥兰多》和其他诗歌中也有所表现。古典主题经常被英格兰的莎士比亚和法国的拉所使用，斯宾塞和其他很多诗人的诗歌中也时常提及古典的神话故事。但在绘画上，这一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限于古典主题的作品中—在被基教主题的绘画禁锢了一千多年之后，这类作品一下子变得流行起来。这一运动导致了绘画的世俗化（对于包括音乐在内的其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而艺术领域的世俗化反映了在整个社会中所进行的世俗化过程。

雕塑和世俗绘画之中的人物塑造与当时新出现的基督教格格不入。一个异教的半身雕像可能会被改造成基督教人物的头像，就像在奥弗涅的孔克，一个不知名的皇帝头像后来被当成了圣福伊。但即便是宗教题材的雕塑或绘画，最初也是被禁止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艺术源自“异教”。古典世界的另一艺术珍宝，戏剧，其表演也遭到了禁止。在基督教欧洲，希腊和罗马人伟大的剧院传统被抛弃，直至消灭。剧作不再被演出，剧院不再被使用，只留下了壮观的建筑遗址，有的受到了损坏，有的则彻底消失了。在教会学校，特伦斯的剧本会被当作学习拉丁文的读本而阅读，但没有任何的表演。大众戏剧依然存在，但被教会谴责为是一种“戴面具表演”或“伪装”，意指这种戏剧表演是源自异教的对人性的歪曲展示。

我们可能会认为，出现在中世纪晚期英国切斯特及其他地方的城镇公会中的神话剧演出，是城市居民的戏剧表演发展的标志，但这些表演的内容只有圣经故事，对圣经中所用比喻的阐释，文学历史学家钱伯斯认为它们是作为教会服务的一项内容而出现的。一种或多或少有“世俗”性质的戏剧确实以“教士演出”的形式—由颂扬圣尼古拉斯之事迹的圣尼古拉斯公会进行于10世纪出现在了法国北部，如果没有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则需要等待一千多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会看到拥有世俗戏剧作为保留剧目的剧院重新出现。此后，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们又回归到了被基督教所抛弃的古代文学。很明显，复兴一个有文字的早期文化的方法，对于一个纯口语的文化是行不通的。许多人认为口头作品在许多世纪以来被精确不变地传承下来，比如印度的吠陀梵语作品或者是伊朗的马兹达作品。

但我们有，或者可能有多少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呢？口头作品的不变性，在它们被书写下来之前，是无法证实的，其他的假设都是纯推测而已。在我们发现了新近产生的口头作品作为证据的地方，除了少数精确复述以外，这些作品变化的能力总会令人印象深刻。当我在记录加纳北部洛达基人的长篇巴格里神话时，口头作品的可变性这个论点变得对我十分有说服力。当时我非常确定这是一个有相当固定程序和内容的演出，其核心特征之一是:最初的两个男人之一，借着蜘蛛的帮助，将蜘蛛网作为梯子爬向天堂；黑色巴格里是围绕这个故事而展开的。在天堂里上帝向他和他在那里遇见的一个女人（“苗条的女孩”）展示了如何创造一个孩子，之后男人和女人就这个孩子的所有权归属进行了争论。

这一去往天堂的旅程看起来似乎是这个神话的核心，所以几年之后，当我在记录另一个版本的时候，被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所震惊:在这个版本中，去往天堂的旅途被一笔带过，而且其中创造性的角色并非由上帝（至高神纳安格明），而是由男人自己和旷野中的生物（康图姆）所扮演。没有人能通过这个版本极其简略的复述获得这个男人去往天堂旅程的细节（据我所知，他们从那以后也没有这样做过）—除了我以外，仅仅因为我把上一版本的口头背诵书写下来了。而当我完成文字记述之时，我的版本就变成了随时可以被后世复兴的“法定”版本。这就是书写与口头沟通方式的不同之处。

因此，除了在非常概括（神话）的层面，对于过去历史精确的复兴，只可能存在于有文字书写的文化之中。事实上自青铜时代以来，这一复兴的过程在欧洲和亚洲时常发生。文字文化的宗教具有一种内在的保守性，它们在这种对过去文本的回顾中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正如我所提到过的，口语文化的宗教更折中，更富创造性，而不被一个文本所束缚；相比之下，文字使得宗教活动在许多方面更加保守。人们经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早期文本是为出声朗读而写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是对话的提示、概略，而不是整全而成熟的文学书稿。在基督新教中，对“真理”的找寻涉及对古代文本的重新审视，以发现信仰的真义。在此之前已有人做过类似努力清派教徒威克里夫和扬·胡斯，但在路德和改教运动，以及文艺复兴里，这一进程获得了新的活力。

对于基督徒而言，重建上帝或基督的话语是“复兴”学术的核心目的。这种向文本的回顾可以以一场“宗教改革”的形式，或者像其他宗教那样，以“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形式进行。比如，有些人可能在《旧约》中发现了上帝允许一夫多妻的证据，因此主张一夫多妻应当成为制度—如同摩门教徒所做的那样。对于反偶像崇拜也是如此，上帝禁止为活物造像。但向历史的回顾也意味着向未来展望，意味着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安排当下的事务——这发生于天主教会的反新教斗争中，其试图打击新教，回归到圣经文本中来。而这一运动也代表了这个宗教的复兴用宗教术语来说，这种对历史的回顾是一场“宗教改革”形式的运动，或者，仅仅是对记述上帝神圣旨意的文本的查考。

说它是一场改革，因为这种回顾包含了清理宗教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渣滓的过程。对传统的恢复刺激着新的开端的产生，或者，为新开端的产生提供了正当理由。的确，所有类似的运动都必然在恢复早期文本或知识的同时包含着某种创新，在其他世俗的领域，比如哲学，也是如此。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方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一过程并非西方所独有，在中国，儒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复兴。欧洲的独特之处在于:早期知识没落的程度之深部分是由于一个垄断性、一神论的宗教的到来；同时也在于欧洲古代遗产的数量和领域之广——当信仰所施加的束缚减少，即当部分世俗化进程兴起以后多。之后很晚出现的某些学术作品假设古典世界与后来的欧洲历史是连，欧洲拥有的可供续的，但实际上，这种连续性从未存在。奥地利学者克里斯泰勒在一篇复兴的遗产之众名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论文中开篇如此写道:“在开始于古典时代、经由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的西方传统中，通常被称作‘文艺复兴的这个时期占据着独特地位，并拥有某些独特的性质。”但“连续性”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西方传统在其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严重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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