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逝世百年：他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撰文｜李永博

1917年11月7日晚上八点，德国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内人头攒动。听众席上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也不乏声名在外的学者精英，他们都在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演讲，而主讲人正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马克斯·韦伯。

当时“一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国的外交处境日趋窘迫。国内各种思潮的纷争不休，更让德国的年轻人感到迷茫与无助。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位导师，对时下的种种困扰与未来的人生方向给予清晰的答案。

根据在场人的回忆，韦伯现身时“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这场演讲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正是讲者“长期以来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

“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在震撼又发人深省的语词中，韦伯给满心期待的听众浇上了一盆冷水，他用克制却不乏悲观的语气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他的时代诊断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过去几十年间，金融危机的频繁来袭冲击着国际市场，“黑天鹅”成为了生活里常见的词汇，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在积累。近来，新冠肺炎的疫情，更是加剧了地区间的冲突与对立，撕扯着本已脆弱不堪的共识。

诚如一位德国学人所言，只要现代性的历史不曾终结，韦伯的洞见和思考方式就不会过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斯·韦伯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为什么在价值分裂的年代里我们尤其要纪念和阅读韦伯？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译者阎克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永远的现代人——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专题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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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家庭内外的“权威”与“自由”

马克斯·韦伯的人生与学术见解，构筑于多种冲突对峙的矛盾之上。我们可以通过他短暂充实、又坎坷挫折的一生，对韦伯内心的紧张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获得大致的了解。

韦伯的父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家，当时还在担任市参议员。得益于家中有一名成功的政坛人物，韦伯在孩童之时就已接触和结识当时德国学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他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韦伯没有宗教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欠缺宗教共鸣”，但他一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探索和比较世界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韦伯在描述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中国宗教时所展现的超凡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源于早年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体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他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设计。

由于早年患过脑膜炎，少年时代的韦伯不喜运动却酷爱书本，很快就显示出了智识上的天赋。在三十三岁那年，韦伯就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不幸的是，一路平步青云的韦伯很快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1897年，韦伯的父亲离世。在此之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韦伯对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感到忧心，他看不惯父亲对母亲采用的家长式的管束和控制，更是不满于父亲对此专横傲慢的反应。在冲突达到顶点之时，韦伯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抹杀了韦伯与父亲和解的可能，使得韦伯一生都伴随着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这对韦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少年时期的韦伯。

韦伯的精神疾病有着家庭遗传的背景，但有些韦伯研究学者指出，这种持续的紧张不安可能来源于韦伯无法调和父亲与母亲所对应的不同价值系统。进入大学后的韦伯也一度想拥有父亲那样的男性气概，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德意志男子：壮实、嗜酒、口叼雪茄，脸上时常留有斗剑的划痕。在韦伯对卡里斯玛型领袖分析中，似乎可以觅得父亲权威形象的身影。

然而，面对普鲁士的尚武精神，面对军方操纵教育机构以“驯服”年轻人的举措，韦伯也是不遗余力地展开抨击。这种沉浸在韦伯理论分析背后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对于受到压迫的普罗大众的同情和关怀，既有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处汲取的精神力量，也有来自他对虔诚信教徒母亲的认同。权威与自由在内心中的紧张关系，很快延展到了韦伯对待德国现实政治走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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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

将关怀负担加诸自身

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在对学术做出贡献之余，大多也属于中产阶级思想的先锋，渴望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声音，韦伯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更是把自己的精神导师称为“天生的政治家”。

韦伯成长的一代笼罩在俾斯麦的巨大光环之下。俾斯麦致力于寻求德意志统一的努力，并将一个新兴国家推上世界列强的政治才华，也得到了韦伯的欣赏与倾慕。但与他的同龄人相比，韦伯仍然对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距离。在很多场合下，他毫无保留地批评俾斯麦的文化战争，更是无法容忍围绕在俾斯麦身边，失去独立思考的温顺官僚。

韦伯对德国的认同也有着相似矛盾和紧张。他相信这些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而普鲁士的中产阶级更是充斥着没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辈。每当韦伯旅行之时，他常常抱怨德意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了，愤怒地说出永远不回来的话。而作为一名普鲁士的军官，德皇威廉二世也时常是他嘲讽和蔑视的对象。

1917年，韦伯在德国图灵根州的劳恩斯坦城堡参加一场会议。居中是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表现在德意志工人和庶民身上的勤奋、克制和奉献自我的精神，却又唤起韦伯内心最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在万国博览会上骄傲地观看德国工艺品所展示的技巧与工艺，他对巴黎街头的德裔裁缝和鞋匠精湛手艺深以为荣。“这种追求效率、实际、‘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韦伯在晚年写道，“正与其他民族的迷醉和做戏形成对比。”

1904年，韦伯从美国之旅回国后不久，德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相比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先后缔结协约，德皇在外交上采取的毫无策略的游移政策，让德国失去了多次结盟的良机。忧心国事的韦伯把矛头指向了臃肿而无能的政治结构。韦伯后来在学术上所做的政治分析，根源都在为德国寻找一个负责任的阶层，能够在列强纷争的国际局势中，有能力担负起领导的使命。

《学术与政治》，作者：[德]马克斯·韦伯，译者：钱永祥，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4月

一战战败之后，韦伯作为专家，代表德国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这是他一生中与政治最为接近的距离。他建议那些被指名的德国战犯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政治错误所带来的后果，甚至与鲁登道夫当面展开辩论。一年之后，面对台下聆听演讲的大学生，韦伯在学理上对这种他所要求坚持的“责任伦理”进行了更为精致的分析。

身为一名知识精英，韦伯继承了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又是一名坚定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是他自愿加诸自身的负担。虽然他没有获得过权力，但他时刻感觉到政治在呼唤他献身。正如他所言：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对这个局面而说：‘既是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3

学术志业

从不愿意冒充蛊惑人心的“假先知”

熟悉韦伯的读者肯定清楚，韦伯在作品中处处显露客观、审慎的治学态度。为了坚持追求精准与持平的表述，他的文章中充满了用于限定和补充说明的字句和条件句，让原本就充满学究气的著作更加显得艰涩。这种治学中的克制与理性恰恰与韦伯在参与公共事务中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韦伯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学乃至所有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学术划定了研究的界限。任何学问都不可避免有其限制，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对这一理念不断探讨，最终发展出了一套他称之为“价值中立”方法学原则。一名社会科学家只能在事实的领域分析和解释现象，对于政治、艺术、宗教的价值判断，学术应保持缄默。

韦伯晚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清晰地展现了他对这种价值的阐释与践行。“一战”战败之际，德国思想界陷入了混乱的纷争之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逐渐趋于对立和分化。当韦伯在1917年、1918年被两度邀请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之时，台下迷茫的大学生渴望的是一位能够指引前路的精神导师。

作为一名极具魅力的讲者，韦伯完全可以顺应年轻人的心愿，但他断然拒绝充当这一角色。尽管韦伯在著作中对于希伯来先知的描述，时常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但他在现实中从不愿意冒充蛊惑人心的假先知。

《学术作为志业》（也译为“科学作为天职”）《政治作为志业》德文版封面。

他格外冷静地意识到，那些鼓舞人心、言之凿凿的说辞只是在编织迷人的幻觉，误导人们走向极端和狂热，最终让这些年轻人陷入悲观和绝望的深渊。韦伯告诫台下的学生，学术不能告诉你生命的意义，甚至也无法自证从事学术本身是否有意义。“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

在这场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世界特征的基本判断。“世界被祛除了迷魅”，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凝练见解。

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生命的意义与宗教的超验存在相连。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与实验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和理智化，已经将精神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

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宏伟悲情掩盖了世界中常见的互相竞争和抵牾的价值，而到了我们的时代。韦伯写道，“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近代世界又走回多神论，只是那些神的名字不再叫做朱庇特、阿波罗、阿弗洛狄忒，而被现代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性的解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德]马克斯·韦伯，译者：康乐 简惠美，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韦伯早年对父母认同的矛盾，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都让他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而互相冲突的本质特征有了深刻的体认。正是由于价值之间相互冲突，理性对此无能为力，人应当信奉什么样的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自主选择。

韦伯所断言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困境。作为个人，我们相比以往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更多的选择也意味着更多的负担。我们不仅茫然若失，不知如何选择，也不能怨天尤人，必须自行承担抉择的全部后果。作为群体，不同价值间的冲突与对立每天都在撕裂着社会，引发国际冲突。在韦伯离世百年之后，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仍然是思想界乃至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需要回答的命题。

对话

阎克文：中国思想界对韦伯思想有哪些误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韦伯著作的翻译和引入，国内掀起了持续良久的“韦伯热”。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都留有韦伯思想的印迹。马克斯·韦伯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但目前市面上韦伯的中文译本质量参差不齐，译者对韦伯相对欠缺了解。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韦伯思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什么特殊的启示意义？我们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的译者阎克文。

新京报：韦伯作品的翻译，直接影响到中国读者对韦伯思想的理解。你在多年之前就曾发文专门讨论韦伯译著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出版业对韦伯作品的翻译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

阎克文：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中译本的译者，对韦伯的了解还比较欠缺。韦伯的著作的特点是，几乎每个完整句，里面包含的知识密度和思想密度都非常高，句子前后的逻辑关系也很紧密，翻译稍有不慎，就会颠覆句子的前后语义。

有些译本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翻译，对语言这个载体后面的思想脉络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有的甚至谈不上理解，仅仅是把一个一个单词、词组、句子生硬地拼凑在一起。这种现象在韦伯著述刚刚进入中国之时最为普遍，最早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最近我与青年学者和学生一起研读《社会科学方法论》，本来以为可以走个捷径，直接用中译本。结果，为了处理非常费解的大量句子，我们不得不边译边读德文原著了，仅仅“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治认识的客观性”一文，就耗时整整3个月，当然，这倒是名副其实的精读了。

韦伯翻译质量的欠缺，也受到一些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如今市面上绝大部分中译本都是转译自英译本，就我所知，能从德文直接翻译韦伯的中国译者屈指可数。韦伯的著述庞杂浩繁，新编考据版德文全集接近六十卷，相较而言，翻译自德文的英译本如今还不到二十卷，远远无法囊括韦伯的全部思想和研究。英译本的选择性翻译，给中国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何况英译也有对原著的忠诚度问题，比如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有不少地方近乎改编，而不是翻译，导致中文读者对韦伯学说出现片面性误读和曲解，也就在所难免。

《经济与社会》，[德]马克斯·韦伯，译者：阎克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新京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儒教与道教》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大讨论。不少研究人士也指出，韦伯对中国文化存在很多曲解和错认。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阎克文：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韦伯对材料的使用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韦伯不懂中文，也没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研究都是通过二手资料进行的。在基础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他能做出如此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已经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了。

但是也要指出，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采用的的方法论路径，到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能够把握得住。有些学者根据韦伯的理论，很生硬地把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相提并论，这类牵强附会的情况发生得很多。韦伯的用意不在于此，韦伯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儒教和道教环境，没有产生类似新教伦理主导的环境下的行为系统。他只是从伦理系统的理性化程度这个视角，分析不同的观念因素对人的行为系统产生的杠杆作用。

韦伯把儒教与道教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用意并不在于强调儒教与道教是否属于西方规范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当作一种可以跨文化比较的观念系统。一些中国读者没有把握住韦伯的方法论用意，所以派生了不必要的焦虑情绪。中国没有新教伦理，那么资本主义如何才能自发地产生呢？这种焦虑的产生背后其实是对韦伯思想比较肤浅的理解。

《儒教与道教》，[德]马克斯·韦伯，译者：王容芬，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2月

新京报：韦伯一生都在关注现代性及其随之而来的问题。阅读韦伯，对中国读者思考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及处境会有什么启发意义？

阎克文：如果不得不简单概括一下的话，我认为，韦伯最伟大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确认了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仅是针对他心目中的欧洲文明，也是针对中国文明。放眼望去，你可以得到无数的经验证据来证实，所谓现代性的性质，其核心表现，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理性化，一方面则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价值多元化，归根结底，这就意味着价值分歧甚至冲突，而这些分歧和冲突往往都是不可调和的。

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理性化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无理性的力量，不仅扭曲或者束缚人格的塑造过程，扼杀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下去甚至会扼杀一个群体乃至共同体的自由意志。韦伯身后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甚至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确”，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个问题，尽管物质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持续不断。所以，韦伯对于现代性的前景一直抱有深刻的警惕性悲观情绪，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韦伯的另一个先见之明就在于，他反复强调了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的客观性问题。这个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大体上说，就是我们必须进行一种客观性的思想训练和知识训练，力求超越价值分歧和冲突，从更高的层次上去做出我们的选择。这不是个一时半会的事，更不是个简简单单的事，这需要持续不断的训练与操作，即便是理论训练和理论操作，否则价值冲突带来的成本将会无限放大。

这种客观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随意的折中，更不是把一切都相对化，而是对我们生活现实中的各种要素，它们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和因果趋势，尽可能地进行客观性观察和判断。这样在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才有可能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责任”这个词，在韦伯的心目当中至关重要，“责任伦理”更是韦伯恪守了终生的学术与政治事业、乃至日常人生的原则立场，实际上这也直接反映了你的真实价值观。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价值多元的现代性困境，如果你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僵硬，无论是政治人、学术人还是普通人，你实际上是对公共生活不负责任的。他所强调的客观性训练，会极大地有助于培养公众不同层次的责任感和责任能力。我觉得这是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至今不竭的思想资源之一。

作者｜李永博

编辑｜肖舒妍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