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僧打破的琉璃盏 原来是佛教七宝之首！
笔者简介
赵宏
赵宏，从事古代玻璃研究、收藏多年。现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收藏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古代玻璃部主任，《鉴宝》杂志特约编辑，央视《一槌定音》栏目特约嘉宾，独立学者。中国首部玻璃器皿研究著作《中国古代玻璃器皿》主编。
“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云游悟真寺后写下的诗句。通过诗句，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寺院使用琉璃瓶供养舍利的情况。“琉璃”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的著作《铁盐论》中，而后多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之中，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玻璃。“玻璃”这个词语在明清时期便开始广泛使用，而此时“琉璃”则专指以琉璃瓦为代表的建筑构件。“玻璃”一词沿用至今，同时它也是中国官方对于古代琉璃的统一称谓，因此本文沿用了这个叫法。
河北定州静志寺出土的玻璃舍利瓶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汉明帝时期（公元57年—公元75年），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虽然佛教在此时传入了汉帝国，但是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帝国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儒家学说一直是当时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200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认为孔子已经非常全面的阐述了现实社会的运行方式，外来的宗教和思想很难立足。
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出现了建塔供养舍利的盛况。南梁僧人慧皎所著的《高僧传》中就记载了东吴孙权于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在秣陵（今南京市）建初寺修建阿育王塔，用于供奉舍利。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位西域龟兹僧人通过河西走廊来到凉州（今武威市），彻底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命运，这位僧人就是著名的翻译家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初到凉州，被当时后凉的统治者吕光扣留17年，在这段时间里鸠摩罗什学习汉语、讲经说法，名声大噪。后鸠摩罗什被后秦皇帝姚兴迎至长安，并被尊为国师，在长安逍遥园中开始翻译佛经。鸠摩罗什一生共翻译佛家经典35部，294卷，包括《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心经》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书，多出自鸠摩罗什之手。鸠摩罗什圆寂后，其舌舍利供奉于武威市的鸠摩罗什寺中。
香港著名收藏家麦溥泰先生藏品
东晋十六国后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扎下了根，迅速发展开来。究其原因，简单地说大致有三方面：
一，早期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是佛家典籍的汉语译本不是很多，很难形成完整的体系。西晋时期，丝绸之路的贸易越发繁荣，大量西域僧侣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传道说法。鸠摩罗什通过严谨、优雅、精炼的汉语翻译出脍炙人口的佛经，迅速传播开来。这些佛教经典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土地上分布了大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崇尚的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当他们初登大统之时，急需利用某种思想来重建社会秩序，因此他们既尊儒学，又修佛法，在不断摸索中前行。
三，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直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中原王朝经历长达200多年的战乱，黎民百姓和官宦世家都陷入了深深的迷茫。长期的战乱与居无定所，使得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人们不明白这样的现实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儒家思想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与现实渐行渐远。这时候，寻找生命的意义和解脱痛苦的方法，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魏晋时期，王公贵族常常把玻璃器皿视为奇珍异宝，《晋书·王济传》记载：“帝（晋武帝司马炎）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晋书·崔洪传》：“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钟行酒。”西晋诗人潘尼专为玻璃器写了一首《琉璃碗赋》，可见玻璃器皿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此时的玻璃器皿大部分是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但数量稀少，因此十分珍贵，但其并未与佛教产生过多的联系，多作为贵族的奢侈品。
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钵
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蓬勃发展，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北魏孝文帝与文明太皇太后在定州建造佛塔，供养释迦牟尼佛祖舍利。在舍利塔塔基的石函中，出现了少量用于供奉的玻璃器皿，开启了使用玻璃器皿供养舍利的先河。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西域的玻璃器皿进入北魏，据文献记载，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大同市）也设立加工作坊，制作玻璃器皿。但是由于数量稀少，玻璃器皿多作为贵族的奢侈品，民间很难见到。佛教在中国北方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接下来便是一场场的浩劫。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使佛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佛塔、佛经、佛像毁于一旦。虽然后来的继任者试图努力改变，但是灭佛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现象直到隋代才有所改观。
琥珀色玻璃碗，收藏鉴赏家刘雨龙先生藏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据《隋书》记载：“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隋文帝杨坚生于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的般若寺，由神尼抚养至其13岁。由于隋文帝自幼成长在寺院，深受佛法的熏陶，称帝后弘扬佛法也成为他毕生的使命。
隋文帝在位期间，下令由当时著名的工匠何稠仿制西方的玻璃器皿，何稠采用绿瓷的配方，制作出与西方无异的玻璃器皿，得到隋文帝的赏识。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六十寿诞，下令全国三十州建造舍利塔，在塔基中置石函、铜函、玻璃瓶供养舍利，这一盛况见于唐代道世所著的《法苑珠林》。
据《广弘明集》记载，仁寿元年至仁寿四年，隋文帝在全国共修建舍利塔111座，数量之大，空前绝后。我们现今考古发掘的塔基地宫，多半是隋代建造的，或是后世在隋代地宫的基础上改造的。以玻璃器皿为核心容器盛放、供养舍利，采用石函或铜函存放供养物，逐渐形成了隋代瘞藏舍利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世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
唐代延续隋代对于佛教的定位，太宗时期有玄奘西域求法，但是并不足以将佛教推向社会的顶端，而真正将佛教推向高峰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称帝初期，僧人法明等人撰写了《大云经》四卷，经书中称武则天乃是弥勒佛转世下凡，应为天下之主。于是武则天下诏书，命令洛阳、长安以及其他各州修建大云寺，寺中藏《大云经》，由各寺僧人进行讲解，由此来巩固她的统治地位。位于甘肃省泾川县的大云寺遗址，发现了武周时期的塔基地宫，地宫中石函上的文字记载当时的盛况。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下令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兴建大云寺，将原塔基中的14颗释迦牟尼佛祖真身舍利取出，重新制作精美的舍利函，并于长寿三年（公元694年）配以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玻璃瓶放入佛塔地宫中供养。这种多重宝函瘞藏舍利的制度为唐代所创，一般为五重或七重，最里面的一层宝函大多采用玻璃器皿。自武周开始，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佛家思想也深入人心。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国力衰退，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佛教的发展。到了唐武宗时期（公元840年—公元846年），由于早期的盲目扩张，全国寺院林立，僧侣众多。但寺院不输课税，僧侣免除徭役，并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负担。而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便酝酿而生。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达灭佛令，期间共拆毁寺院四万多所，还俗僧尼并释放劳动力四十多万人，仅保留少量寺院及僧众，史称“会昌法难”。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便是“会昌法难”保留下来的皇家寺院之一。
法门寺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北魏时期名为“阿育王寺”，开启塔基，供养舍利。隋文帝时成为“成实道场”，唐高祖时改名为“法门寺”。当时民间相传：“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即每三十年开启法门寺地宫，迎舍利至长安城供养，举国欢庆。武周时期，曾两次开启地宫，分别在长安和洛阳供养舍利，其后唐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均供养舍利。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唐懿宗进行了唐代最后一次迎舍利至长安供养的活动。同年唐懿宗驾崩，次年唐僖宗将舍利子送回法门寺地宫，并封存至今。法门寺地宫是目前所发现最大的地宫，出土大量精美器物，其中玻璃器皿20件，还包括四枚释迦牟尼佛祖的指骨舍利，一枚为真身舍利，其余三枚为感应舍利。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盏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上到帝王官宦，下至黎民百姓，均把佛家思想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这一时期，建佛塔瘞藏舍利的制度也呈现出中国化的特点。隋代的塔基地宫均采用竖穴式，空间较小，供养物位于石函之中；而唐代采用横穴式地宫，空间大、供品多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唐代供养舍利的核心容器还是以玻璃器皿为主，同时也出现了微型棺椁，器型材质多种多样。横穴式地宫的使用，使得地宫内的供养物大幅增加，以玻璃器皿、瓷器、金银器为主。唐代玻璃器皿主要依靠进口，采用进口原料在本土加工以及就地取材本土制作的玻璃器皿也不断出现，但是依然数量稀少，仅供贵族礼佛使用。玻璃器皿也大量出现在唐代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之中，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为代表。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玻璃碗，中国唐代传入
这幅大势至菩萨壁画位于敦煌莫高窟199窟西龛北侧，是敦煌壁画中著名的手持玻璃杯的菩萨。大势至菩萨与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被称为“西方三圣”，图中的大势至菩萨头戴宝冠，冠带垂肩，左手位于胸前，右手托玻璃杯，杯中盛有一枝莲花。玻璃杯整体呈淡蓝色，透明度很好，透过玻璃杯可以清晰地看到内部的莲花，此杯高度略高于一般的玻璃钵，这样的实物也比较常见。玻璃器皿大量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器型多为钵、碗、盘、杯、净瓶等，颜色以黄色、绿色、蓝色、无色为主，大小适中，与同期玻璃器皿实物大致相同。
大势至菩萨壁画 敦煌莫高窟199窟
大英博物馆馆藏 敦煌绢幡中的持钵菩萨
五代十国时期，在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运动中，大量铜佛像被毁，用于铸造“周元通宝”，并未涉及到佛教的其他方面。宋代建国初期，便定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呈现出“儒、道、佛”三家并立的局面。
历数宋代帝王，除宋徽宗信奉道教，其余皆尊奉佛教。宋代延续了隋唐时期建塔供养的传统，但在供养对象和供养方式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大量替代品，例如“感应舍利”。唐代译经大师不空所译的《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中记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而这也为供养感应舍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宋代佛教遗迹的考古发掘中，大量感应舍利的出土也证明了这一点。安徽寿县报恩寺、南京大报恩寺、山东济宁宝相寺、河北定州静志寺等佛教遗址，均有感应舍利出土。宋代供养舍利的核心容器依然是玻璃器皿，其他供养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玻璃器皿，器型多为钵、碗、净瓶。
辽宁朝阳南塔石宫出土的舍利瓶与舍利棺
辽宁朝阳南塔石宫出土的舍利瓶与舍利棺
唐代晚期，地方节度使权力大增，因此在“会昌法难”时，河北的藩镇并未执行唐武宗的灭佛令，这使得大量僧侣携佛家法物来到河北地区。辽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辽国从后晋手中领取了“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也成为佛教文化中心。辽代基本上继承了盛唐时期的佛教文化，历代帝王也对佛教均采取了保护措施，在供养舍利方面同宋朝相似，这也是与宋朝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辽代建塔供养舍利大多得到了皇家的资助，例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庆州白塔就是辽兴宗为其母后所建。玻璃器皿仍是辽代瘞藏舍利的核心容器，而辽代贵族对于玻璃器皿的喜爱也不予言表。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辽宁法库叶茂台萧氏家族墓、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等贵族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玻璃器皿。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杯
南宋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成吉思汗之孙阔端与吐蕃代表萨迦班智达就吐蕃归附蒙古问题在凉州（今武威市）举行谈判，史称“凉州会谈”。一同前来的还有萨迦班智达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这场会谈成功地将吐蕃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教主。八思巴的聪颖、博学以及对佛教的执着，深深地打动了忽必烈，就此藏传佛教成为蒙古帝国的国教，八思巴也成为元代第一位国师。
根据现今的考古发掘，元代的塔基地宫仅有一处，即上海嘉定法华塔塔基。此处塔基地宫中，仅出土了石函、阿育王塔、瓷盒与感应舍利，形式比较简单，并没有出现玻璃器皿。明代以后佛教逐渐走向衰落，建塔供养舍利也同样趋于简化，多追求形式，供养物的种类与数量也远不及隋唐、宋辽时期。瘞藏舍利很少有皇室参与，多为民间组织，表现出松散和世俗化的一面。元明清时期，玻璃器皿也逐渐平民化，这一时期的塔基地宫中很少有玻璃器皿出现，仅在藏传佛教的唐卡中可以见到一些玻璃器皿的影子。
《注荼半托迦尊者》唐卡
这幅创作于公元18世纪的唐卡名为《注荼半托迦尊者》，图中注荼半托迦尊者双手作禅定印坐于岩石上，身旁的侍者怀抱幼狮戏耍座前雄狮，上界为金刚手菩萨和阿底峡大师。注荼半托迦尊者生性愚钝，经常因为背不下经文而遭到嘲笑，但他却坚定不移地修行佛法，最终修成阿罗汉。图中右侧的石桌上，放置有一个金口金底的蓝色玻璃花瓶，瓶中盛放有一枝莲花。玻璃瓶透明度较好，金口金底，瓶肩部有云纹装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唐卡中，玻璃器皿较为常见，器型较大，多用作花瓶和净瓶。
中国佛教与玻璃器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玻璃器皿具有晶莹剔透、纯净无暇的特点，符合佛家追求的单纯宁静，澈照四方的心境，因此成为重要的礼佛物品。佛教起源于印度，玻璃器皿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贸易，这两种外来的事物先后来到中国，并在中原大地上完美结合，不断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