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初稿只有六句 众人提议改词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何坚持原稿？
1949年10月1日，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随着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然而此时，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为这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谱曲的人从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只有23岁。
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人，就是聂耳。
聂耳
聂耳，出生于昆明一个清寒的中医世家。他的父亲聂鸿仪除了行医问诊，还在当地经营一家名叫“成春堂”的小药铺。
聂耳四岁那一年，父亲去世，他和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靠母亲经营药铺和帮人做针线活，艰难维生。
出生在几乎人人都喜歌善舞的云南，聂耳自幼便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
聂耳的母亲名叫彭寂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子，喜爱唱民歌的她是聂耳最早的音乐启蒙教师。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
丈夫去世后，彭寂宽一个人要养活六个孩子，繁重的家务，并没有让她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彭寂宽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低回哀婉的歌声，让幼小的聂耳开始对音乐艺术产生了兴趣。
1924年求实小学生音乐团合影，左二聂耳
10岁时，聂耳跟一位姓邱的木匠邻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
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主修英语的聂耳，在跟外籍教授学习的时候，开始接触西洋乐器。
当时，聂耳每天晚上都要参加由这位教授创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在这段时间里，聂耳向他的老师学习了很多音乐基础理论，开始学习五线谱、小提琴和钢琴的弹奏。
然而，聂耳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却远远不是只有喜爱那么简单。其实，早在1925年，聂耳就已经萌生了将“音乐”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1925年的5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席卷了上海和全国25个省区。当时，还是一名初中生的聂耳，利用他的音乐才能为上海的工人募捐，同时，他还加入了以“为中国谋幸福，为世界谋幸福”为宗旨的学校社团。
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三年时间里，聂耳唱起流传于世界的革命歌曲，熟练于多种乐器的演奏，并为一首首歌舞伴奏，沉醉于音乐带来的美感，同时不减投身革命的激情。进步思想的号召、军阀的残酷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做派，使聂耳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运动的意愿。
1928年，聂耳向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共青团组织提出了入团申请。入团后，他常在学校僻静处参加小组活动，学习使用油印机印刷传单、小报、书写标语口号。聂耳搞秘密宣传的技术很高明，他能一面和人周旋，一面贴标语。
1930年春，“白色恐怖”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由于叛徒告密，聂耳的共青团员身份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被国民党特务掌握，将他列入了逮捕黑名单。得知这一消息后，聂耳平静地向校务处请假，离开了正在就读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外语组，躲到亲戚家。
然而，直到7月份，“危险警报”仍未解除。当时，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正准备前往上海工作，为了让弟弟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将计就计，让聂耳顶了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取道越南、香港，前往上海。
如果说到了上海的聂耳，有什么美好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到暨南大学或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去试奏。然而，这个初到上海的“穷小子”，并没有足够的钱去做任何维持生活以外的事。
到上海的第一年里，聂耳一直在一家小店里打工，他平时可以做的三件消遣，就是学习英语、学习日语、练习小提琴。
1931年3月，聂耳终于等到了一次机缘，进入上海音乐界，也由此遇到了他的音乐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1931年的3月末，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招生启事，写着：联华影业公司招收学生，录取之后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够发放十元钱的津贴。
一看到有这样的好事情，聂耳赶紧去报了名。考试的时候由于紧张，聂耳发挥得并不好，但是没想到却意外地被录取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联华影业公司旗下明月歌舞团里的一名小提琴练习生。
来到明月歌舞团没过多久，聂耳就遇到了他一生当中、最为人熟知的“黄金搭档”——田汉。
这两个人的音乐事业，也悄然有了交集。
在来到上海之前，聂耳最多只能算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进步青年”和“文艺骨干”，虽然自幼爱好文艺和音乐，但直到此时，他还没有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而此时的田汉早已名声在外。
早年间的田汉，在上海文艺界，是较少介入政治的。然而，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田汉改变了2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恋爱悲剧为主的创作主题，转向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此时，他和聂耳，站在同一战线上。
聂耳开始参加多个音乐组、组织音乐研究会，还自修了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并在田汉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3年初，两个人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的插曲《开矿歌》问世开始，聂耳和田汉就进行了频繁的合作。在聂耳一生所创作的歌曲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作品都是由田汉来作词。
1934年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应电通公司的约请，田汉在1934年秋末，开始创作一部以长城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剧本，剧作的名字，暂定为《凤凰的再生》。到了11月份，由于田汉对这部作品又有了新的构思，为配合最新的情节需要，将这部作品更名为《风云儿女》。
《风云儿女》的剧本梗概写好后，田汉又想创作一首以长城为背景的电影主题歌。对于“长城”，田汉有自己的认识，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虽然从飞机上看，长城不过是一个矮墙，但我们现在要反对侵略者，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铁的铜墙。于是有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
1935年2月19日的夜里，田汉被捕，电通公司为了尽快让这部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问世，向另外一位在公司内担纲电影创作的夏衍，下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把田汉所写的《风云儿女》剧本，尽快地改写成为电影剧本。
当得知电影即将准备开拍的消息之后，聂耳坐不住了。他找到夏衍说：“田先生这个歌，我来作曲，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也会同意我作曲的。”
就这样，聂耳拿到了田汉创作的那六句歌词，开始了谱写工作。在上海霞飞路的居所里，聂耳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曲谱初稿。
1935年4月，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免遭迫害，并且考虑到他有到国外深造音乐的意愿，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制订了一个经由日本、转道法国巴黎，最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考察、进行创作以及展开革命音乐活动的计划。
在出国的前一天，聂耳到上海荆州路405号电通影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进行了试唱，并与电通影业公司的老前辈探讨了修改意见。4月15日清晨，聂耳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到达日本之后，聂耳以一个“穷留学生”的身份，低调地融入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他租住在位于东京神田区的一座三层楼房里，房东是日本的一位平民。每当人们问起他的身份，聂耳通常都回答说，他是一名想取道日本到意大利学习音乐的学生。为了能够更好地掩盖身份，平时聂耳只是用小提琴来拉一些流行歌曲。但是私下里只有聂耳自己知道，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1935年5月初，聂耳将修改过的歌词和曲谱，寄回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在“名称”的位置上，写着三个字，“进行曲”。
作为这部主题曲所属电影的投资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将歌曲正式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于1935年5月16日公开发行。
《风云儿女》剧照
《凤凰的再生》更名为《风云儿女》之后，在拍摄和上演的过程中阻力重重。为了避免《风云儿女》被国民党上海当局禁演，朱庆澜将军游说社会各方，终于使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24日上映。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1935年的7月末，田汉被保释出狱。在上海，他时常能够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令他激动不已。
田汉在后来写道：“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是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比如《义勇军进行曲》里的歌词写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一句就很不易驾驭，而他却处理得自然而有力……”
田汉对聂耳的改编，很是赞同。田汉当时写作的歌词有六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义勇军进行曲》现行版歌词，便是聂耳三次修改原稿歌词后的成果。
然而，不幸的是，刚刚出狱的田汉，却被告知聂耳已经离世。
1935年7月17日，就在田汉出狱前几天，聂耳于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亡。《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田汉和聂耳，一生中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之后，迅速传唱开来，不分城市、农村，也不分国内、国外。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北练兵，特别强调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意义。而1937年，淞沪会战当中，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唱起它来鼓舞士气。很多军队和军校，也都将它定为军歌。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更是广为传唱，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成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徐悲鸿等人组成。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7月4日，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拟定了征求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大会秘书长周恩来签发这个启事时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意见。”
截至9月21日，在先后经过两批作品征集后，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但没有合适之作。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究竟用哪首歌作为国歌还没有确定下来，梁思成、张奚若、马叙伦等民主人士提议还是应该用《义勇军进行曲》。与会者基本通过了这一提议，但是他们对这首歌曲的歌词，提出了疑问。
在各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番看法。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够鼓动情感。修改以后，唱起来就不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斗争，虽然中国快要解放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够忘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017年9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