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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艰难 只需顺其“自然”—略论陶渊明对庄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好句子 2016-05-30 12: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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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思想空前自由、学术空前发展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时代的必然,这两个时代分别产生了庄子和陶渊明这样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文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尽管他们都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他们仍然是同时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为何要将庄子和陶渊明放在一起说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从《庄子》书中看到的是夸张与奇特,荒诞不经与汪洋恣肆,从陶渊明诗中看到的是平淡质朴,自然雅致,这二者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么?

当然有,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精神层面,陶渊明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境界,学习了庄子作品的美学风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法。正如当代著名学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观之,陶渊明诗文在艺术上的这种自然诚朴、沉稳蔼如、和风细雨与《庄子》那大气肆恣、仪态万千、奇崛奇诡似乎是双峰对峙、双水分流的,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差异,其实,二者在内在神韵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探讨二人思想观念的传承关系对厘清中国文人隐逸思想的传承脉络是有着巨大意义的,对于我们改善面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也是有借鉴价值的。

庄子的思想对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思想层面的影响导致了陶渊在明创作理念上与庄子的接近,所以我们具体来聊一聊陶渊明在哪些地方继承并发展了庄子的精神。

不一样的社会背景,一样的旷达人生

一、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态度不同,庄子和后来的陶渊明都能客观地认识到“死”的存在,他们都认为“死”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并且能够对其持有一个旷达超脱的态度。

《庄子·大宗师》中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庄子把死生当做是太阳东升西落那样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认为我们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样“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阐释说大家既然认为我活着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也应当认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庄子·知北游》中的论述看出来:“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么这里的“大块”又是什么呢?《庄子·大宗师》中说:“大块者,自然也”。可见,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庄子所持的是“顺其自然”的观点,言语间我们可以这其中的旷达与超脱。

陶渊明继承了庄子的生死观,认为有生就有死,这都是自然规律使然,我们大可以活得潇洒超脱一点。但是,与庄子不同的是,陶渊明在主张顺其自然的同时还会夹杂着一些对时光流逝的焦虑,这与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总体上,陶渊明仍然表现出了对生死的豁达。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而有死”,承认了死的客观性。表达意思与此相近的诗文还有:“运生会须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既来孰不去,人理故有终”(《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现陶渊明对生死的豁达的当属以下两句诗: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其三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

如上文所说,与庄子的完全超脱不同,陶渊明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生死观,他也常常为时光的流逝感到焦虑。他的《杂诗》其七中有“日月不肯迟,四时相逼迫”的句子。 这样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数,如: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之五)。陶渊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间化、现实化的,总免不了忧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对生死保留一个旷达的态度,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我们现代人所应该要学习的。

二、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争战不休、社会动荡的年代,与此相同,陶渊明所生活的魏晋时期同样是社会不安,烽烟四起的年代,两个年代都是极度黑暗的。在这样黑暗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希望拉拢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咖来扩大自己的威望的,庄子和陶渊明都曾经受过这样的拉拢,但如我们所料,这些拉拢都被拒绝了。

东晋末朝廷征陶渊明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426),陶渊明逝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上门劝他出仕,也遭拒绝。当时渊明“堰卧瘩馁有日”,生活已经十分困顿了,刺史送给他肉,他却“靡而去之”,这表现了他与统治阶级决裂的坚定态度。其实在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这一点上他和庄子是十分相像的,《史记·庄子传》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宁游戏污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和陶渊明不愿意入仕,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不愿为世俗所累,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人生的自由。在庄子看来,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黑暗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根本无法解决这种社会矛盾,所以他只能批判这个社会,然后去寻求超脱现实生活的自由。

我们都知道庄子在“逍遥游”中着重讲了“待”这个概念,他说万事万物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就是有所依赖。这层意思可不仅仅停留在寓言故事中那么简单,庄子想表达的其实是对当前现实当中人与社会之间异化的依附关系的批判。这样的“待”,对人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社会的压迫和束缚的。庄子认为人已经到了被“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地步。例如,在《齐物论》中庄子这样写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哀邪!

面对这样物欲横流的社会,庄子只能在文章中发出哀叹,表达批判,他所能够倡导的,也就是“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不被功名牵挂,做到无欲无求,才能够超脱出这个黑暗的社会。当然,这种自由是比较苛刻的绝对的自由。

虽然陶渊明也在批判现实,批判社会,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庄子那样抛却一切,追求绝对自由,他想要的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他“退休”后是很享受生活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哲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粮食就是他的“所待”,他却并不回避这些现实问题,而是试图从繁杂劳累的现实生活中寻求自己精神的自由。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写出“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样的诗句。

可以看出,庄子和陶渊明都不满于现实社会,都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精神的自由,略有不同的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是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更容易实现,也算是陶渊明对庄子思想的发展。

三、“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

如上文所说,庄子和陶渊明都是批判社会,逃避社会的,然而,鲁迅先生说,不能有破无立,批判了旧社会还要提出一个新社会的设想。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与庄子很像的,他们都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乌托邦世界,以此寄托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庄子借推崇远古社会的纯朴来反对现实生活,他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所谓至德之世,也就是老庄认为的远古世界, 他不认为原始社会是愚昧落后的,相反他认为那时候的社会比现在要好多了:“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这倒是有点儿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意思。

其实,庄子想借远古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平等的追求,这种精神对陶渊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陶渊明曾写过不少怀念上古社会古朴真淳民风的诗文。在《饮酒》诗其二十的开头,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臾,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此外,陶渊明还写过一首《劝农》诗:“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赞美了上古人民的纯朴,还歌颂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勤俭:“舜既躬耕,禹亦稼穑”。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在写了诸多赞美上古生活的诗作,吸收了庄子赞美远古社会的思想以后,他自己也形成了对新的社会劳动,自给自足,没有剥削压迫,自由、平等、富裕、安宁的社会。这个全新的世界也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不仅是他对隐逸世界的构想。这是一个民风淳朴,人人士的小天地,也是诗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规划的理想中的乐土。如果说,身为寒门贵族后裔的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时还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只是注意自己的生活、德操,那么他在创作此作品时,便已经较多想到劳苦大众了。

可以说,虽然陶渊明与庄子对美好世界的构想都是“乌托邦式”的,但是总体上看,陶渊明的思想更加有“烟火气”,更加真实。如果说庄子眼中的,美好社会是“真实的虚幻”,那么陶渊明眼中的社会就是“虚幻的真实”。

结语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陶渊明的人生理念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受到了许多庄子的影响。在庄子的影响下,陶渊明逐渐形成了豁达的人生观,他鄙视世俗,同庄子一样,他也积极地构想自己的理想世界,这些思想都是与庄子大同小异的。另外,在创作理念方面,陶渊明也形成了以自然为审美对象,追求真实纯朴本质的特点,这与他的质朴本性也是相匹配的。

也许,从两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人生的启迪,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有些事情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只要我们能能够找到自己的本性,找到自己的归宿,便可以从容应对人生路上的挫折了。

参考资料:《庄子》、《陶渊明集》、《庄子和陶渊明自由观的比较》、《庄子思想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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