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元：书话六则

《蒙古密码》

好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的《蒙古密码》，据说已印刷3次，于我这个爱书者，可谓渴望已久，而我却是在一同学处，偶然淘来的。“偶然”之后，我“必然”，一连气拜读3次。这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阅读，不敢说“博览群书”，但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很久了，还是敢说的。

如此“必然”，缘由多多，但根本的，正如封尾所言，（这是一部）“最亲近读者的历史诉说最接近思想的人文思考”。学界所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因了爱好因了学业，笔者见得多了，但离，借用一代伟人毛泽东，常用来比喻的那个标准，“好吃又好看”，总感觉不无差距，多数要么“好吃”，“亲近读者”；要么“好看”，“接近思想”。而在《蒙古密码》里，作者特·官布扎布先生，作为一名“历史的读者”，“开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品味《蒙古秘史》，留给我们的非凡故事，解读和诠释蒙古民族盛衰成败的背后密码，以便总结和归纳它留给人类世界的历史启迪”，“好看”的同时，“虽然我那视力为1.5的聚光小眼已经昏花，但借助文献史籍我还是能够看到祖先们走向勃兴的匆匆脚步”，“好吃”得很呢。

笔者早年毕业于大学政史专业，又一直从事政史教育和编辑，“好看”多年矣；不免想调换口味，“好吃”。但遗憾的是，囿于视野，不知是作家们故意强调二者的对立，还是二者的矛盾委实难以同一，在我见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里，以真正平民乃至草根（特·官布扎布称“大众百姓”）的视角，用文学的眼光打量历史，而后以规范的文学逻辑、文理俱佳地抒写，“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诱惑”，少之又少。余秋雨的太“好看”了，还不免矫情；李国文的又太书生气了，尽管老辣。具体说蒙古民族早期历史的，《蒙古密码》更是第一次。

不清楚作者的人生历程，但从作者在书中一笔带过，他的一个农民伯父，在他离开时，感叹“瞎了一个好庄稼人”中推测，作者有在底层生活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这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离开底层后，仍保持草根心态，则“更上一层楼”矣。圈内人都知道，都应知道，心态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无须赘述。

但有一点却要“赘述”。受定势思维影响，国人在品评历史文化大散文时，有意无意地，总将它与史学论述联系起来，甚至干脆等同。大错特错也。由于“错”的干扰，余秋雨受害最多受害最深，这里不提。不否认文学与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学的高处，也的确需要史学等来支撑，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有着与史学不同的价值追求。据悉，特·官布扎布先生在创作《密码》之前，曾将《蒙古秘史》翻译成现代汉语，对蒙古早期历史，自然烂熟于胸。但他自觉转换角色，翻译《秘史》时，他是翻译家（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史学家）；创作《密码》时，他是作家。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是用文学的目光打量材料，用文学的手法抒写材料，直接说，特·官布扎布先生创作《密码》，历史是素材而已。或者可否这样说，翻译家在劳动时，文字是零度的；而作家在工作时，选择什么温度都可以，但绝对不能是零度。一件没有温度的文字，是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的。读者可以批评作家的温度，高或者低了，但绝对不能指责，作家温度的方向。《密码》是作家对自己的先人和民族，蘸着眼泪、欢笑与沉思，全景式地抒写，饱含作家的温度，而且高低调节得恰到好处。我不是蒙古族，对蒙古族早期的历史，大至整个民族，具体到成吉思汗，只是之前在史学著述里，有些许的历史记忆；拜读这本书时，我对蒙古民族的文学感受，随着作家的激情抒写，惯常的冷静远去了，书读三遍后，仍激动不已。

我不晓得作家在写作时，是否有这样的心态：蒙古先人，你们的后裔，不是跪着，而是站着打量你们；不再叙述你们，而在抒写你们。但我的确看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率领着一个民族，带着呼吸与心跳，穿越《蒙古密码》，血肉丰满地，向我和我们走来。

《河套往事》

我的身上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身上浸渍的是乡村的风土，对相关农民相关土地的文学作品，我有亲切感。因了此，尽管《河套往事》是一部长篇小说，我还是仔细读了下来。对于虚构类的长篇文字，我的兴趣一直是淡漠的。

这是一个赤脚的农民，“老西子”张进财，经过个人奋斗，走西口发家致富：“开挖的大渠有近十条，支渠有近300余条，他水渠灌域的面积有近3万顷的土地”，最终却仅仅“在近一个时辰的交谈中”，便“把自己全部的土地和干渠及大小公中牛犋十八处，一并交公”的文学记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蔚蓝色的故乡”丛书之一 ）。

对于农民之于土地，具体到本书，张进财开挖大渠，完全可以宏大叙事，但在赵耀东，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小说家笔下，细微表达了。正如在主人公孙子的眼里，爷爷之所以挖渠，是因为“爷爷爱耍水”。作者是压着笔写这部作品的。

作者压着的还有，这部书前无序后无跋，第一页便开始正文，正文结束便是封尾；四封是纯白色。但有些东西是压不住的，比如浓燥的书名题签，比如勒口处，作者向远处凝望的目光，比如作者简介里“内蒙古最具实力的中坚作家”等字样。

农民与土地，在乡土中国，在文学界，都无一例外是大命题。对于大命题，文学抒写的最好路径是小处着笔，但同时，一滴水里要看出大海；而在《河套往事》里，“潮气未褪的土地，仍笼罩在白茫茫的苍茫之中”：这是主人公的悲剧所在，也是作者的境界所致，更是读者的遗憾所在。

作者才40岁，“从文”的道路还很长，只要记忆下去，总有“周扬”之时的。那时，除了亲切，相信，肯定还有文学的疼痛感，大疼痛。

《落在胸口的玫瑰》

假如没有紧跟着的副标题，“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仅扫一眼手写体的、似乎风骨有余而血肉欠丰的正标题，以及淡雅、唯美的封面，谁还能将这本书，看作一部规范的文学批评论著？受定势思维影响，理论类著述，总是高头讲章，满纸的名词轰炸，顶多有意无意地，浸渍些理趣而已，情趣、情感之类的，与此旁不相干矣。——这是否偏颇了？

在作者文红霞博士自己，也觉得，“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没有做到通常意义上的客观和理性，实际上字里行间都贯通着我的情感和生命的体验”，这可真叫人无奈了。好在作者同时坚持，“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激情的澎湃，生命的涌动，它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心与心深刻而激烈地碰撞”。

之所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缘于作者的自信罢？作者在自序的最后一段，写道“行文过程中也许难免有失偏颇、公允，请各位学者专家批评”，粗看起来，这是客套话，自谦，但看似不经意的“也许”二字，细一回味，分明透着作者的自信！——假如不自信，要将这二字去掉的，或者换成“肯定”之类的字样。作者认为，“自信、坚韧、理性、圆融、跳跃、天真是一个女性成功的必要素质”，她这么说，也这么努力了。

因了此罢，这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的《妇女文学研究》，我读了不止一遍，特别是论述我崇拜的作家，萧红、杨绛等的章节，是反复品读的，受益匪浅也。

“受益匪浅”的更有，作者在评论池莉的《云破处》，最后一段写道：“对比杨绛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的《小阳春》，不能不说这是一篇写得很精彩的庸俗之作”。石破天惊，醍醐灌顶，痛快淋漓，尽管这句话，在洋洋洒洒、279页的书中所占不足两行。这需要学养，需要功力，更需要勇气。

《落在胸口的玫瑰》，绝非一部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而是闪烁着女性主义光芒的，心血的结晶。

《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

历史只有一种，但历史的解读与书写不妨多种（其中，“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世人最为熟知，可谓臭名昭著，却又无可奈何）。如果一定要给作者张宏杰这一版本作学理上的界定，大而言之，他是从心理学范畴，对历史人物进行观察、分析，然后各选一具体维度，生发开来而抒写的；具体说来，可用“人性实验观察记录”（莫言语），来作概括。

《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理传记》《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偏执症患者：海瑞》《问题皇上：正德的生活史》《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最成功的农民：为朱元璋画像》《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从这些题目本身,你已经能揣测出, 张宏杰的这个版本,与“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佶屈聱牙的，高头讲章版本，截然不同了。不过，绝对不能认为是，一般意义上刻意而为之的翻案文章——倘是翻案，与正襟危坐之类的，并无范畴上的区别，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均归属于硬币。在张宏杰，实在是“吾手写吾口”，“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传统的历史写本，面孔无一例外是政治版，神经绷得过紧，人们对它总有隔膜之感，不免敬而远之；而在张宏杰笔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洋洋洒洒267千字的“另一面”里，你会分明感受到，“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弥漫扑面而来的生气，尽管作者自谦，“青春期写作的一叶障目、大惊小怪随处可见”。

是的，对作者的所思所想，你可以有另外的见解，但欣赏他令人激动和沉醉的文字，你又不能不感叹：噢，历史还可以这样解读，历史人物还可以这样书写。说怪不怪，不怪也怪；说反不反，不反也反。条分缕析，冷静细致；同时，亲切感人，意味深长。

悦读张宏杰的文字，莫言承认，我们同样掩卷长叹，“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浑沌》

“在文坛上常有这样的事，真正的大作出来了，会写文章的看了从此觉得自己不会写文章了，不会写文章的看了从此觉得他也能写文章了”。贾平凹在《看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一文中，三句话不离本行，如是说道。我不想知道，自己在悦读他，将此文收录进去的散文随笔集，《浑沌》时，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看作品罢。

这部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的集子，“内容简介”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地质年代，文化生物贾平凹锲而不舍地做着一项工作：要将大西北古人今人的思考链接起来，要将大文化中个人与群体的情怀绵延到一起。这部散文随笔，写自己，写友人，写收藏，写文学，是他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文化长链上的一个烨烨生辉的扣子”。这是一个自豪得近于极致，自谦得也近于极端的判断。“自豪”与“自谦”之间，是一个无比宽阔的地带，读者可以在其中，随便一处驻足，养眼、养心。

贾平凹在长篇里，将自己藏得很深，云遮雾绕，他的真面目，我真识别不好，顶多识别个模模糊糊，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但在短件里，尽管仍然“浑沌”，但连看带猜，他面目的轮廓，我还是能粗线条地，勾勒一下了。自然，这“勾勒”只能在心里，处于“浑沌”状态；一旦示人，“浑沌”便死掉了。

“内容简介”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大西北是什么呢？是中国民族生成与文化发展的，在苍凉中呼啸生命元气的孕床”。则贾平凹，便是“孕床”的精神产儿了。“精神产儿”以病弱之躯，指挥着方块字，锻造文化长链。《浑沌》作为其中的一个“扣子”，似乎不抢眼，但保证结实，经得起考验。

“烨烨生辉”云云，自然是对“扣子”的美誉，但这美誉，对“扣子”而言似乎可有可无。“扣子”的价值在于链接，而不在于亮度。——基于这一考虑，做这本书，贾平凹配了插图，但图片均是淡雅的，没有一张“烨烨生辉”，与文字一起，构成浑然天成的“浑沌”状态。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

书读久了，读多了，不知不觉，读新书的兴趣消减下去，反而读旧书的兴趣，如膝下小儿，不见其长，日有所增。

因了此罢，淘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的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把玩并品读。1982年，距今不过30年，一般而言，算不得“旧”的，但从这30年读过来的，特别是文学界同仁，对我这个薄见，想来是不会反对的。更甭说内容，则更显古旧矣，且不谈作者詹英所论述的对象，《文心雕龙》，作为我国成书最早的，文艺理论系统专著，出版已达千余年之久；单说书中收录的9篇散文，在报刊上最早发表的《齐梁美学的“风骨”论》写于1961年，距离编辑入书的日期，也有21年之久。然而令笔者心动不已的，恰恰是这“旧”！一本书，如果弥漫着“旧”的气息，笔者的阅读，将全身心地沉潜下去，很快陶醉其中的。——书的功能，并非百分之百在于“读”，其中很有一部分，在书爱者那里，是“把玩”，从学理角度讲，书爱者对书本身，有审美的追求。有品位的“旧”书，常常给书爱者带来亲切、古雅的审美享受。

当然，书的本质功能，毕竟还在于“读”，读书中的内容。至于书的内容新与旧，却与一般意义上的书之新旧，不是一个概念了。内容的旧与否，与哲学所讲的“新生事物”同理，是不以事物出现（书籍是“出版”了）的新旧，为尺度的。时下，单说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著述，可谓屡见不鲜，“新”得很，而翻阅一下，貌似繁缛，洋洋洒洒，但稍一品味，也不过尔尔，多冗滥芜杂，流于轻靡矣。反倒不如这本，仅仅160页的小书，精约扼要。虽个别之处，比如使用的字词、言说的方式，不可避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沾染旧貌之嫌，但骨子里仍是新颖的。这里的“骨子里”，就学术论著而言，业内人士均知，指观点、思想等，其中，关键是其深度。

笔者不弄文艺理论批评，对《文心雕龙》，自然更不敢指手画脚，但魏永贵先生执教的《文心雕龙》欣赏课，我是“欣赏”过的，不能也不敢说，对《文心雕龙》及其评论毫无所知。因此，笔者的“骨子里”之说，是有其一定学理依据的，绝非仅仅读毕此书后，获得的感觉。

《文心雕龙》是一本旧书，更是一本新书，愈读愈新。詹英先生便是从风格学这个维度，读出了《文心雕龙》的新处。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今天研究《文心雕龙》，应当利用西方特别是现代的文艺理论，加以比照，去发掘其中的宝藏”（《再论“风骨”》）。此言为《文心雕龙》之“新”，指出了具体所在。

（本文原载《草原·文艺论坛》，作者系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六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