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连河琐记！被镇公社大院主宰的童年生活 有疯子 电话和胖揍
故乡达连河镇的名字是来自女真语“达林”，乃汉语“河沿”之意，是我看到朋友写的《黑龙江省满语地名》一书后才了解到的。打我从小记事起，达连河镇公社和依兰煤矿都是家乡的名字。每逢有人问到我是哪里的人时，我总骄傲地告诉他：父亲在煤矿上班，我是依兰煤矿的。言外之意告诉他，俺可是非农业户口哦。
从前，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达连河镇的所有街道还没有被命名。倘若你要精准地说出自己家住哪儿或欲前往何处儿，那还真是个难事呀。好在小镇人自有他的解决之法，商店、俱乐部、市场、医院、邮局、中小学、粮店等等公共场所，都可以当作地理位置的参照物，只要你能把附近明显的建筑物名字说出来，人家也就清楚了你所要说明的地点大概。其实，这里的老少爷们觉得地点说不太清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镇上就屁大点地方、差一不二的，稍微含糊一点亦无大碍……当有人说“上街（发音，该）儿去”，我就会糊涂莫名，这个街儿也太长了，他到底要去哪呢？
坐落在北大荒一隅的偏远小镇达连河，一点名气全无，静默的象被遗忘的书，放下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拿起。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镇公社”这一办公场所，理所当然地成为家乡土地上响当当的一处金字招牌。若有当地人不晓得镇公社坐落在何处，就好比中国人不知道北京天安门一样，即使此货他不疯不傻，至少能肯定这家伙智商是低人一等的。
在那个年代，镇公社的办公场所一点也不宏伟壮观。它只有间隔不到50米的南北两趟砖瓦房，南边那趟长一点的房子是食堂、大会议室和广播站，北边那一长条房子是镇干部的办公室，“井”字型的道路把镇公社与居民区分割开来，镇公社的周遭栽种了碗口粗的杨树，成排的杨树，使得镇公社春天绿意萌发、夏季满地清凉、秋天黄叶飘零、冬日风声阵阵，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令镇公社的庄严之感不经意就这么产生了。
我家与镇公社隔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土道，住在镇公社北面的那趟红砖房里，那趟红砖房子的前身是日本人的医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我3岁的时候就被扒倒重盖了。住在日本房的时候，我家和老肖家住的是南北对面屋。妈妈曾说过，她是关里人，到东北之后根本就不会做棉衣，第一件棉衣就是肖家的女主人曲姨给做的，我家孩子的棉衣棉裤都是比照她家孩子的棉衣做的。那个早就不复存在的日本房，在我的头脑里还残存着些许的记忆，昏暗的小屋、厨房里飘逸的水蒸气，父亲用木条钉成的书箱和装在箱子里的书……爸爸总是怀疑一个三岁孩子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其实，在我的头脑里浮现出来记忆片段的就是一张张奇怪的图片，当我把脑海的图片用语言描述出来，父亲总是频繁的点头称是，我也就把那些图片全当成三岁孩子的记忆断章吧。
我家所住的这一溜红砖公房，共有6户人家。每户房子的大小和格局，是由房子内能够住人房间的多少决定的，同时，房间数也决定了每家开门的朝向是向南还是向北。老少屋也就是有2间住室的，建筑面积比较大，家向南开门的。一个卧室的，为了保证室内的采光，都向着北面开门。当年分房时，我家4个男孩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岁数都在10岁以下，因此，只分到一个向北开门的一室住房。家里朝南的卧室不大，能铺3床褥子的一铺炕占据了屋子的一多半的地方，靠南墙的一个地桌，紧挨着炕沿、抵着西墙一顺水放置的一对木头箱子，房间剩下的空间就逼仄了。从3岁起我生活在这里，直到15岁我上了县一中的那年冬天，才搬了新家。
坐在我家炕上向南望去，是宽不足6米、长约40米的菜园，菜园的栅栏外是一条6、7米宽的土路，土路的南面2米就是镇公社的墙基。那条东西走向的缓坡土路，是我年少嬉戏玩耍的运动场；镇公社方圆100米的区域，是主宰我爱恨情仇的那片地与天。直到今天，我的梦里梦外还时常记起小时的玩伴们，比如：柴永路、张新立、王老四等一大帮大哥的男同学，当小曼、段老丫等姐姐这些美丽的女人花来到我家的陋室，满堂立刻蓬荜生辉。我的玩伴王达、高立青、赵大眼、张绍东、温冠一等等太多的好友，你们还好吗？长久的失联，我一直没有给你们打电话的勇气。
庸常的日子，总是过得不紧不慢。记忆中，镇公社后身的土路，来往的车辆非常少，偶尔会看到马车、牛车或驴车慢慢地从坡下一点点地升上来。牛车走的太慢，驴车又太小，汽车跑的太快，都不是我们喜欢和逗耍的对象。每当看到有马车经过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总是喜欢跑到坡下，不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几个人就一起趴在马车的尾部，任马车摇摇晃晃地给我们拉到坡上，我们管这叫“蹭自由”。大多数的车老板，对我们这些顽童的玩闹，当成小把戏听之任之。也有个别的车豁子，会向后甩来一鞭子打在车厚厚木板钉成的车厢上，警告我们这帮小毛孩子赶紧下去，别捣乱。记得有天中午刚吃完饭，我们这帮顽童又跑到土路上“蹭自由”，一个年轻气盛的车豁子不知道是技艺不到家还是有意为止，他向后甩出的长鞭鞭稍的皮条，狠狠地甩到了老周家三驴子的脸上，只见他“啊——”的一声跳下了车，见势不好的我们也马上跟着跳了下来。三驴子大鼻涕没有擦干净的脸上，马上鼓出红红地一条长“凜子”，疼着他嗷嗷大哭的向家里跑去。不一会儿，三驴子带着两个哥哥拿着“洋镐把”从家里冲了出来，二驴子叫骂着站在马前将马车死死地拦住。车老板高高地挥起了手中的长鞭十分紧张地站在地上丝毫不挪步，地头蛇的嚣张令他胆怯了。大驴子奔到他的面前，怒骂道：“你个屯迷糊，凭什么用鞭子抽我小弟，把眼睛抽瞎了你包啊！妈的，还想抽我啊，我让你装蛋。”大驴子对着车老板大腿就是一棒子，“妈呀——”一声，挨一棒子的车老板立马抱着腿就倒在地上，并不停地左右翻滚起来，手中的大鞭子也扔到了一边。大驴子哥仨还想对车老板拳打脚踢，被恰巧路过的镇公社民警曹军给严厉制止了。
晚上，在我的家里，我挨了一顿家庭暴力，老妈打我的理由是：如果马让你们整毛了，车弄翻了，砸个好歹可咋整？三驴子向我们传授打架的经验说：用棒子击打人的干腿棒子，人是最疼的，用力千万别太大，容易打断腿儿。上初一那会儿，我的书包里总踹着一个锯短的板凳腿。用这个板凳腿，我曾把一个同学打得伤痕累累，让人目不忍睹。原谅我吧，绍东老同学。那时我真的不懂事，母亲对我实施棍棒教育，使得我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而你恰好成了替罪羊。
我们小时候可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每天只上半天课，也没有什么课外辅导班，主要的活动就是玩。不论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我们没有回家睡觉，就会一直活动在镇公社的房前屋后，很是令镇公社的干部讨厌。镇公社里的许多秘密，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放映员小高暗恋照相馆于姐，总找借口到她的宿舍，偷看于姐写的日记。被我们发现后，小高威胁说：胆敢告诉小于这事儿，以后放电影的时候，绝不会让我进门。如果不让看免费的电影，那损失可大了，我们每个人都牢牢保守了这个秘密。白白胖胖的炊事员田师傅在闲暇之余，总喜欢看一本名字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逢公社来客时，田师傅总会拿给我2块钱，让我替他到商店买回一小桶生啤酒。不用说你也能猜到，品尝到第一口啤酒的当然是我。美女广播员小刘和电工小李在谈情说爱，我们总是躲在播音室的窗户下偷听他们说的情话。其实，什么也听不到的，播音室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可淘气的二笨还是在他俩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走了一卷录音用的磁带。我想可能是他们谈的太投入了，忘乎所以，周遭的一切都变成透明的了。按时按晌到食堂来吃饭的疯子刘凤齐，与《红岩》里的华子良好有一比，你见他白天低眉顺眼的见人就躲、遇到小孩子他也要绕过去，可到了晚上身边没人时他会唱歌、会跑步，也会用石头回击我们这些扔石头打他的人。镇公社的南面有一口井叫“二○九”，我们这些附近的孩子经常俩人结伴去那里抬水，有一次这帮傻小子把疯子刘凤齐惹急眼了，他见人就追，吓得正在抬水往家里走的段老丫花容失色水桶一下子摔在到地上、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汤大娘家……真奇怪，“四人帮”一打倒，刘凤齐病立马就好了，据说还恢复了公职。
镇公社办公平房的中间向南面开了一个双扇的大门，一条“丁”字型的走廊延伸到南北各个办公室，由于没安走廊灯，白天走廊内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最西边的会议室的大门和入户走廊能够透进来两道光亮。夜晚，我一个人绝对不敢进入走廊的，我怕漆黑的走廊内藏着一双黑手来抓我……镇公社北平房的办公室也就是10几间，经常不锁门的总有3、4个。公社的人晚上下班了，这些不锁门的办公室和西头的会议室经常成为我们这些淘气包子晚饭后从门跑入再由窗口跳出的天堂……
有一天我们在玩耍时，办公桌上电话铃突然响了。小俊拿起来电话，故意装成大人的声音和对方聊了几句，意犹未尽的放下了电话。我上前按住电话，用力将电话摇柄转了几圈，然后，把电话听筒拿了起来放到耳边。听筒内传来一个女声温柔的问道：请问，你要哪里？电话这玩意在当时可是一个稀罕物，作为一个孩子我当然是不会用的。因为是第一次用电话，接线员的问话，让我有点头脑发蒙。对着话筒我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边的女人劝我说：小孩别淘气，快把电话撂下，玩去吧。这个接线女人似乎有点小瞧我，这可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不知道是什么缘由，我对着电话听筒大声的发出了对她母亲的问候。一起玩的小孩子们，觉得我刚才的举动很酷，也挨个打电话给那个女接线员一顿骂。第二天晚饭后，我们这帮孩子言犹未尽地又玩了一次的电话骂接线员游戏。好不容易挨到第三天的夕阳落山，吃了晚饭我又早早地来到了镇公社。瞧见到有几个不太熟悉的半大小伙子在镇公社的墙边抽烟，眼睛还紧紧盯着那溜平房的大门，我心里忽有不祥预感，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自己悄悄回家听广播去了。当晚，小伙伴又拿起电话，对着话筒骂的正“嗨——”的时候，被这几个外来人堵个正着。这伙人是女电话接线员的弟弟找来的小哥们，无缘无故地骂人家的母亲是谁也不能接受的，电话骂人的这群熊孩子，无一例外地被外来人一顿大耳雷子好一通直溜儿……
我一直认为：从小到大，我是有点小聪明的，但绝不是大智慧。比如，很小的时候我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就比同龄的孩子要深刻的多，三四年级孩子的“造句”难题，我这个没上学的孩子随口就可以轻松说出来了答案。有次，医院王大夫出了一道平面几何难题让我来证明。听人说过，初中数学题几何是最难的，真是要多难就有多难的题，而几何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王大夫拿给我几何题这回让我确实头大，这道几何题真是太难了。思来想去就是缺一个条件，有个这个条件这道题的结果就能成立了。突然我的脑中灵光一闪，可以用勾股定理来证明这两个边不相关的边是相等的啊，对就这样证明，一下子难题迎刃而解。这次解题，令我总结出自己的解题秘籍“反推法”。当天，父亲回到家里非常开心，说：二小子还行。王大夫在机关大楼逢人就说，陈咬银家的二小子数学真厉害，我这个大学生结这道几何题，还用了三天时间，这小子不到20分钟就给证明完毕了……
小聪明和直觉是可以让人侥幸逃过一二次灾祸，与生俱来、沉浸在骨子里的顽皮，总使得我在沾沾自喜后的得意忘形，遭受到变本加厉地家庭暴力。有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路边拾到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我们叫“杀猪川子”。这物件就是一根一米三四长的小拇指粗的钢筋做成的，最前面有个钝钝的尖头，最后面是一个圆圈。杀猪川子这个新东西，让我们长期厮混在一起六七顽童又开心的玩了一晚上。小俊说：司机都爱惜自己的车，把杀猪川子扔到车上，肯定会在车上造一个大坑，会让他们心疼死。想起汽车司机一贯傲气十足的样子，着实事让人心里不舒服，如果能修理他们一次，还是很让人开心的。我们群情亢奋地策划着这次“破坏”活动，以恶作剧的心态开始莽撞行事，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
待到天漆黑后，我们小哥几个就躲在镇公社的西墙，准备袭击大汽车。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一个汽车亮着贼亮的大灯，沿着镇公社的土路轰隆隆的向坡下驶去。我向汽车急驶的方向象投标枪一样，用力的甩出了“杀猪川子”，“砰——”的一声巨响后，当汽车“吱——”的停了下来时，我们早就拔腿就跑没影了。忐忑不安的回家躺下睡了觉。
四人帮打倒之后，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了。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的坚定信念，点燃了我生命中希望的熊熊烈火，努力学习的强大动力，将身心的颓废一扫而光。学习是一个艰苦而又费时的过程，我自然没有闲暇再去镇公社嬉耍。三年时间一直眨眼就过去，志得意满的我如愿考上了县一中。这一年的冬天，父亲单位新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在我放寒假回到故乡时，家也搬离了镇公社迁居到三井。又过了几年，我家的老房和镇公社先后被拆除，在原址上高耸起了一座高楼。镇政府黄铜制成的新牌匾取代镇公社的木牌子，在阳光下映照下分外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