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百姓直接相关的文化传播行为 说话：娱乐传播

大家好，我是元玉。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说话:娱乐传播。

真正与普通百姓直接相关的文化传播行为，不是报纸也不是印刷图书，而是“说话”。于此简述说书史话

“说书”二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能谈辩者谈辨，能说书者说书。”这个说书，如同《庄子》说的“小说”一样不是后来通用的那个文体概念。说书的起源要追溯远古的盲普口述部族史，那种口头人际传播的方式始终没有中断过。当城镇活跃着百家的谈辨、说书时，广大乡村、文盲社区的文化生活，主要靠着民间艺人的说唱文学来不完全满足。《荀子·成相篇》是否是弹词文学之祖，此处不必讨论，但他当时以那种形式写，能写成标准的“莲花落”体，显然是利用了现成的套路—哪怕是劳动的伴歌(俞抛的说法)，说明民间有着这种说唱、讲唱的样式。

甚至有人说《诗经》中的史诗如《玄鸟》就是当时说书人的唱本。—中国的确是什么东西都古已有之，又总也难长大。早熟而晚大.是中国文化诸种形态的总特征，因为社会没有突变，主要是在重复。说书或推广点说整个讲唱文学，一直在民间存在着、被消费，只是到了有报纸、印刷的时代，才留下它们的文字记录。未记录下来的“说话”像代代入不了文字圈的广大人民一样被风化了。于是，才有了说书自唐代始的“伪神话”，只能说我们只见到了唐代说书的本子和唐人关于它的详细些的记载。其实，汉代的人会讲春秋战国的故事，就像隋唐的人会讲秦汉的故事一样。

敦煌大批写本变文不是突然从天下掉下来的，它应该随着佛经的东传就开始有了。《金刚经》、《维摩洁经》就包含着小说写法的成分。当然若说小说起源于佛经又忽视了本土资源的作用，早有“二十四史皆小说”的极端说法。但佛经的宣传与本土的替师诵史“性相近”，遂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合、分支、再融合、创新，于是有了“昭君变”、“伍子青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等。尤其是《张义潮变文》是当时的当代文学，在古代传播史上是特出的直接讲身边事的“说话”。正史上不给他和他的侄儿张淮深立传，讲唱文学却给他发布了“人物通讯”。现在《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均藏在巴黎。

长安和敦煌自然是僧讲、俗讲的中心，各地的寺院则是其他娱乐场所的中心。唐代似乎尚无宋代那种档次的勾栏瓦肆，寺院大概是城里人的主要娱乐活动场所。日本和尚圆仁在记载公元841年前后寺院活动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录了开讲的寺院(提到七处)、讲唱的法师(文淑为俗讲第一)。别的著作也提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就像欧洲的宗教生活是世俗文化生活的策源地、供应站一样，中国的寺院是俗文化的“传授者”、“变电供应站”，讲经变成唱经的“唱导”，再变成僧讲的变文……尤可注意者是这种活动、文体在传播过程中还能带动影响其他的社区和民间的艺人，不但使故事本身流传得更为深远广阔，而且诸种讲唱形式也在交叉“传染”。如(昭君变)，不久就成了蜀女和蛮伎的讲唱词。

《全唐诗》收有王建的《观蛮妓》、吉师老的《看蜀女转昭君变》，记录了讲唱的细节:(一)是可以被诸管弦的;(二)有话本;(三)有必要时挂上图—后世小说“出像”、“绣像”即由此而来。所谓“观蛮妓”、“看蜀女”都与图像有关，后世话本、小说的“看官”也是这个习惯使然。

作为说书意义的“说话”，至迟在隋唐已是习用语。如隋代的杨素喜欢听侯白“讲故事”，侯白是他的部下，即使下班了，也得“说一个好话”—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元镇说他与白居易“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他们听的故事就像“张义潮变文”一样也是一个当代人物通讯:长安妓女李娃如何拯救荣阳巨族子弟郑元和的事迹。

总之，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包括说大书之“讲史”与讲唱变文、弹词、大鼓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