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将在深圳举行
图为2017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举行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为主题的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会。中联部部长宋涛出席并发表题为《坚定“四个自信”作出中国贡献》的讲话。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中国搜索讯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将于26日至28日在广东深圳举行。专题会议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和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
同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将在深圳举办首届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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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国际多边舞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途径、技术、方式等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传播技巧、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对此，我们要努力深化对国际多边政治对外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积累经验，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体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下简称“高层对话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的高层对话，是出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这次会议集理念传播、文化传播、形象传播于一体，成为国际多边政治传播的一次重大尝试。会议的许多成功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在国际多边舞台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优化议题设置：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作为主题，下设“加强政党建设：政党的挑战和未来”“建设美好国家：政党的实践和经验”“共建‘一带一路’：政党的参与和贡献”以及“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党的角色和责任”四个分议题。这些议题实现了以我为主、由我主导，又充分照顾参会代表的感受，以情感的沟通、理性的说服、价值的共鸣凝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了“我”与“彼”的巧妙平衡。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牢牢把握主动权。高层对话会议题中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理念，深刻契合了当前我们党的价值诉求和政策倡议，充分展示了我们党愿与世界各国政党共商共议、平等交流，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共同挑战贡献力量和智慧的情怀担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很好地实现了议题设置为传播目标服务的目的。
二是具有鲜明政党特色。针对受众主体是各国政党领导人，每一个议题的设置都是从政党的视角出发，引导参会的各国政党代表回归初心、志存高远，着眼政党自身建设和责任，肩负起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主旨讲话中提出“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等重大倡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主动承担政党责任、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对议题的精神主旨作出了很好的呼应和诠释。
三是聚焦共同关切。高层对话会议题设置以问题为切入点，直接有效地对接了参会政党代表的共同诉求和心理关切，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泰国前总理阿披实表示：“我来北京之前，和本国人谈到要参加对话会，他们总会问，怎么能让很难妥协的各个政党坐在一个屋子里？我说，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远见，让我们知道无论来自什么体制、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使命。
突出受众导向：针对特定受众的精准传播
这次高层对话会之所以能取得空前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突出受众导向，牢牢锁定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实现针对特定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
一是明确界定目标受众。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政府作为外交主体的垄断地位逐步被打破，高层对话会同达沃斯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等当前大多数国际多边论坛、会议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不是以国家，而是以政党为主体进行组织，其开展对外传播的全过程都带有鲜明的政党特色。因此，相比于其他国际多边机制会议，参会人员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国防、经贸等不同部门官员的复杂构成，高层对话会的目标受众非常清晰、明确，就是各国政党领导人和政党代表。同时，会议还根据传播需要，在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之外邀请了部分前政要、专家学者、工商企业界人士参会，进一步增强了目标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是精准把握受众需求。高层对话会正是紧紧抓住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成功秘诀”探究热潮的契机，直接回应受众需求和关切，从而确保了会议的吸引力和关注度。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称：“中共执政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政党高层对话会吸引各国政党的重要原因，从当年西方不时出现‘中国崩溃论’，到如今‘中共成功的秘诀’成为研究热门，这一转变可以看出历史趋势的变化。”
三是及时跟踪受众反馈。这次高层对话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受众反馈进行了及时、全面、深度的跟踪和报道。会议报名期间就密切关注受众反应和期待，尽管报名已经截止，但还有很多外国政党领导人希望可以来参会。有些政党正在进行本国选举，尽管如此，还是派出本党高级代表参加。会议期间，通过各种传播平台收集和报道受众各方面的反应和评论，实现与会嘉宾和有关媒体专家学者的深度互动。会议成功举办后，主办方对与会代表回国后发表的言论、撰写的文章等持续跟进，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持续效应和后续影响。
塑造话语体系：使用“中国内核”的“国际话语”
当前，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共产党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心，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历史性变化在为我国对外传播带来宝贵机遇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特别是要把握好国内外两种传播语境的差异，更好地把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相结合，在对外传播中形成中国表达、中国语意，并使其对接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实现“软包装”与“硬内核”巧妙融合，让国际社会更易于理解和接受。高层对话会上，中方代表的讲话内容、方式乃至语气语调都拿捏得准确到位，既彰显了我们党作为大国大党的风格与气派，也体现了作为东道主的热情好客、谦逊亲和，在对外传播话语运用上呈现出更加自信、从容、灵活的一面。
一是话语体系更为国际化。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内外话语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国内受众熟悉的话语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外受众，如果没有进行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转化，往往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高层对话会在话语体系设计上，将宏大叙事与具象表达相结合，将高屋建瓴的理论同生动鲜活的案例相结合，用外方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同志的主旨讲话真正做到了“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彰显出天下情怀和国际视野，体现出各国的共同诉求，令与会嘉宾入耳入心、心悦诚服，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二是话语主体更为多样化。在整个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来自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十几家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与了发言和讨论，有针对性地与外方进行深入交流，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对外传播上的一次“协同作战”。不同话语主体从各种领域、各个角度，全面客观、准确生动地反映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变化，同时也不讳言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让国外受众更加深入理解复杂多元的中国，使此次对外传播的语言叙事更加宏大、立体、生动。
三是话语风格更为人性化。这次高层对话会在对外传播话语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走出了过去“复制粘贴式”“宣传口号式”“概念堆积式”的传播模式，在话语风格上充分照顾了各方的价值关切和情感诉求，通过寻找文化共性、激发人性共鸣，打造更为和谐的传播语境。比如在关于“政党责任”的分议题讨论中，中方现身说法、声情并茂的发言，令一些深受选票政治、否决政治影响的国家政党代表深受触动。在会议期间的各组讨论中，代表们发言积极、讨论热烈，不仅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形成了良好的传播氛围。特别是中方热情友好、不卑不亢的姿态和气度，赢得了与会嘉宾们的高度评价。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称：“我最赞同的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尊重，在全球治理和中国主张方面，中国对其它国家予以充分的尊重。”
创新传播手段：多元路径下实现多重效应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途径、技术、方式等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传播技巧、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对滞后。这次高层对话会作为一次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活动，其传播手段、方式和途径远比传统的对外传播丰富、多元、复杂，其带来的积极效应也远非一般意义的对外传播可比。
一是大型传播活动产生的规模效应。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及政治组织的600多名领导人出席，在各类政党多边活动中规模前所未有，引发的国际国内影响也是空前的。这种规模效应带来了媒体报道的系列化、系统化、规模化，人民日报分别以专版、评论员文章等方式进行20余次宣传解读，新华社刊发各类稿件60余篇，稿件累计采用超过6000家次，中央电视台发布新闻350余条次，各类新媒体有关报道的播放量和点击量都是以千万计。特别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请习近平同志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上签名的视频新闻，仅央视微博秒拍平台的播放量就超过3100万次。这些集中报道在短时间内迅速推高舆论热度，极大地提升了传播效果。
二是不同传播主题产生的聚合效应。在会议主体议程之外，高层对话会安排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新发展，新理念”“创新世界，中国贡献”三场研讨会，并组织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分别到中央党校参观座谈，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这些活动在框架安排和政治设计上既紧扣目标主题，又以多样化的形式丰富了议程，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传播我们党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精华，巩固并扩大了国际主流群体对我们党的积极看法。
三是特定传播主体产生的杠杆效应。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作为唯一一家民营企业代表受邀参加对话会开幕式，并在“创新世界 中国贡献”主题论坛上作主旨发言。发言新闻一经推出，半天点击量就超过2000万。她通过社交平台谈及参会情况，称“非常荣幸受邀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很受鼓舞”。此外，高层对话会由北京大学承担志愿服务工作，162名北大志愿者既在各自岗位上提供了高品质服务，本身也通过自媒体成为对话会的积极宣传者。北大还通过志愿者招募与选拔、举行出征仪式等，进一步扩大了对话会的影响。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共振效应。高层对话会加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展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共振效应。对话会邀请当代国内公认的11位一流国画家，联袂创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建设美好世界》巨幅国画。会议海报《共饮一泓水》和《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以“茶”作为核心元素，巧借中国以茶会友、品茶论道的文化传统，寓意中国共产党邀请各国各类政党共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任，共话建设美好世界的宏伟蓝图，生动诠释了对话会主题，引发与会代表和国际国内社会强烈共鸣。同时，会议请柬、菜单、席卡等礼宾用品设计也都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给与会嘉宾带来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和视觉享受，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
五是多种受众群体产生的辐射效应。高层对话会汇集了全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地位、不同性质的政党领导人，同时也邀请前政要、专家学者、工商企业界人士参加。这些工作领域、履历经验、知识构成截然不同的受众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挖掘和深化了会议主题议题，凝聚了广泛共识，使政党高层对话会本身作为信息传播源，实现了多元化的传播效果。特别是许多参会嘉宾回国后，在各自领域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刊发文章等多种方式积极发声，辐射政界、商界、学界等不同群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带动各国民众一起参与其中，通过不同层面的“和声”，形成“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
习近平同志在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提出“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我们要用好用足这一重要多边平台，努力深化对国际多边政治对外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积累经验，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体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作者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