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大发明 不得不说的七句话

最近，“四大发明”又重新上了热搜。

事件的起因让人咋舌，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在QQ群和学生讨论论文选题时产生争论，提及“四大发明在世界上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有学生将对话截图发到了互联网平台，顿时引起了全民讨论。电子科技大学则对郑文峰进行了较为严肃的惩罚处理。

不少网友对学生的举报行为及校方的粗暴处理感到愤怒。学校的处理是否妥当？学生举报行为具有正当性吗？而老师的言论是学术规范层面的问题还是道德修养层面的问题？而对告密的支持又是否值得鼓励？

而话说回来，四大发明对于当代的我们，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

1.四大发明的说法来源于外国，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响亮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作者——英国思想家培根，1620年撰写了《新工具》一书，书中承袭了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的说法，高度评价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这时候“四大发明”的提法还没有出现，只有“三大发明”为人称道，培根也并不知道这三大发明来自古中国文明，也没有考证这些发明的发展与跨文化传播的源流。

2.这之后，马克思也曾经高度评价过这三大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发明逐渐成为英国民间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在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开放通商口岸之后，这一说法也随之流传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中国惊讶地看到这几项发明都在中国流传已久，当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时间竟然早于古登堡印刷术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与文明古国的印象如此契合，于是欧洲人认定，中国就是这几大发明的原产地，并将造纸术也并列其中，四大发明的格局正式形成。1876年，在华生活已久的英国报业人士亨利·贝尔福兴奋地这样写道：

“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时，中国人就拥有火药、印刷术以及水手使用的罗盘。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我们理应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 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3. 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开始接受这些发明的提法与功劳所属，但一开始，写入教科书的仍是三大发明。历史继续向前推移，20世纪初的中国饱受欺侮，尤其在30年代中期，日军侵华的阴影开始笼罩全国。在这个急需民族认同感的时间段，四大发明的说法被知识分子们正式发扬光大，客观上也起到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

四大发明纪念邮票

1943年李约瑟应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向抗战军民宣讲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后来李约瑟在1954年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在公元3到13世纪时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开始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宣传事实，四大发明与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也被普通民众广泛接受了。

4. 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考证并未停止，四大发明的说法也仍在经受考验。近几年，相关话题的争议始终不断，质疑者不在少数，拥护者也为数众多。

四大发明在生产力上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少有人能反驳，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1861-1863）中的一段话：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反对者们对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认同的，他们的质疑更多来自于：第一，这些发明经历了漫长广泛的传播，阿拉伯人、欧洲人对发明都有诸多改进，功劳并不能全部算作原产地的；第二，发明本身并不重要，它们的价值需要放进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里。毕竟，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文明时，经受了惨痛的失败，四大发明与老祖宗领先的古科技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以及，四大发明更多是技术层面的成就，背后并没有科学精神。

5.中国古代是否拥有着傲人的科技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中，中国拥有30项（印度仅有1项），但它们全都出现在15世纪之前，占世界总共78项的38%，远超同期任何可比的地域。

但当我们讨论四大发明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搞清楚问题的实质。在这一事件里，学生为何举报老师的言论？因为老师的说法与学生心中对祖国文明的崇拜产生了冲突，学生无法接受与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相关的负面看法，便选择了诉诸人身：你不爱国，你需要被举报，被惩罚。诉诸人身的做法和举报当然愚蠢和不值得提倡，但动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大部分人群的“科技焦虑”。

这种科技焦虑的背后，是在科技史的脉络中被称为“辉格科技史观”的思维。

守旧派无处不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这样说：“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可见，即便是工业革命的领头羊英国，守旧的、藐视自然科学想法也长期存在。

于是，以极端对极端，在19世纪，一批英国学者为当时英国的自由党前身：辉格党的政治利益服务，选择用急功近利的技术史观解释一切。在他们的技术至上的认知看来，技术等于进步，有技术就是好的，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鼓励科学、技术进步的简单化做法就一定是对的并且包治百病。

这种心态以往常见于落后环境里的维新派，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若碰到阻碍因素，则将其视为保守、落后、闭塞的因素。这种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曾经长期存在。守旧派固然看不到历史的走向，维新派也往往提出与客观环境不符的大跨步做法，两者都时常会犯对复杂世界错误地简单化的毛病。

6. 西方世界之外的后发国家，亚洲、拉美，以及中国，都有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科技焦虑，激进的他们会选择在文化上进行自我否定，认为自己的文化从骨子里缺乏科学精神。土耳其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思潮。

但如今的中国情形又非常奇妙，知识分子的科技焦虑与年轻一辈的盲目自信产生了强烈的对冲。一帮人觉得传统文化当中糟粕众多，而另一帮人一点批评的话语都听不得，并且熟练地运用举报工具，借公权力对对方进行毁灭打击。

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是心怀朴素善意的，他们认为四大发明的神圣性需要得到捍卫，也会在媒体举出“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时骄傲转发，因此自信心爆棚。当他们看到四大发明被人质疑的时候，反击的方式也不择手段。

但这样，他们会如何看待鲁迅先生的言论？鲁迅在杂文《电的利弊》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嘲讽：“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这点出了一个真相：“四大发明”长期以来被中国人熟视无睹，从未想过应用层面的价值。直到近代的西方人发现了其突出意义，我们才察觉自己家中有宝而不自知。

但这也不算是中国人的错，创新发明的价值只有在特定社会环境当中才能得到确切的认知。西方人将这几项发明评价甚高，也是出于西方人自己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无法逆推的过程，历史的推进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欧洲中世纪鼠疫的肆虐和工业革命之前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客观上都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不会让后人因此就将惨痛的灾难当做值得欣慰的好事。

7. 所以，当我们重新看待历史，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历史发展而言，关键并不是发明的权利归属、背后说明的技术水平，而是这些发明被普遍应用之后，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效果。它的进化是怎样适宜了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情况，这才是真正应当被思考的。

从这个意义上，“新四大发明”所运用的技术并不完全来自本国，但实际的使用效果与产生的社会效益，反而是非常成功的，这恰恰证明了当下中国的技术力比起过去，有了深远的进步。

新四大发明纪念邮票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对四大发明的质疑实际上并不需要成为大众的科技焦虑来源。无论是四大发明还是“新四大发明”，真正的价值都需要与社会事实相结合。对于年轻人来说，中国是不是科技人文全方位吊打世界的文明古国，实际上没必要成为争执的话题。技术应当放下身姿，成为引领人们更好生活的工具，而非高高挂起、光耀夺目的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