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咖｜黄孝阳：一个坏蛋配得上“人间值得”吗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黄孝阳近影。

黄孝阳之于文学，是痛，并快乐着。

作为中国70后实力派作家，他一直不肯停留，不肯哼一哼小调，他一直在飞奔，跟夸父逐日似的，不仅精力旺盛，而且有点疯魔。

有人说，黄孝阳好像还有一万吨的文学脑细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黄孝阳的标准形象，深色休闲服，热情的，想跟读者交流、沟通的眼睛，一颗大脑袋，仿佛他的大脑袋里有一脑门的小说素材，他一直对文学疯魔，疯魔了十几年几十年，如今越来越有影响力了。

他还几乎成了一个文学江湖的豪客，一个实验家，一个想将文学的生猛海鲜一网打尽都尝尝的老渔翁。他不仅爱吃鱼，还爱打鱼。

他的鱼库实在是丰盛，那仓库里陈列着各种形状的鱼类。什么样的鱼？你去看他变幻万千的小说就知道了。高级趣味的，低级趣味的。都市的，乡村的，县城的。科幻的，哲学的，寓言的，现实的，写坏蛋的，写好人的，成功者，失败者，都有。

去年在杭州单向空间，黄孝阳以科幻小说为分享主题，做客钱报读书会没多久，他又捧出了重榜力作——长篇小说《人间值得》。《人间值得》出版后颇多好评，已获得2019年度深圳读书节十大文学好书、腾讯19年度文学类十大好书等多种榜单。

这一次，是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取了个特别温暖的名字《人间值得》，是治愈系的吗？黄孝阳连忙说，这次他的主角是一个坏人。

“四十岁的时候，我理解了弘一法师说的“悲欣交集”；到了45岁零120天，才渐渐明白维特根斯坦刻在墓碑上的那句，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这倒不是说后者比前者高深精微，相反，它更像一个稚子对世界的叫喊——我是喝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奶长大的。而这叫喊声中，分明是有海浪的。海天一线间，那片澄澈，是我的起点，我古老的故乡。同时，它也孕育出最猛烈无情的风暴。”这是黄孝阳的诗意与激情。

黄孝阳说，只有在这片海浪声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罗素评价维特根斯坦时所使用的这几个词语：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

如此，我们来看看，一部主人公是坏蛋的小说，如何配得上这四个字：“人间值得”了？

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和黄孝阳的对话——

生活中的黄孝阳。

【一个叫张三的人渣的野蛮生长史，为什么“人间值得”】

钱江晚报：为什么想为“恶人”写一部“自传”？

黄孝阳：一个老评论家看到这本书后有点儿激动，从上海到南京专门与我谈了下，说他看重这本书，根本是：它塑造出一个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恶棍形象。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后记里有部分相对哲学层面的思考。书出版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我的兄长们立传》，给予世俗解释。

钱江晚报：张三，他既是坏蛋，也是“兄长”们中的一员？

黄孝阳：张三们，“他们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体内的基因片断是在一个被现代性浪潮重组的过程中，与中国改开四十年紧密勾连，有诸多崩毁残存，亦有突变进化。他们人到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订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畜类与人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尚未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的主体部分，在实际日常层面开始影响大多数百姓的生活。

钱江晚报：很多“张三”生活在县城里吗？

黄孝阳：中国有二千多个县城，这是一个如同风暴的广袤现实，是‘真实的真实’。而他们中的一小撮人，比如张三，试图从历史与现实情境等维度，以及生命意志的高度，反思“人”这种奇妙存在，讲述唯独属于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传奇，故而《人间值得》。”

钱江晚报：一个叫张三的人渣的野蛮生长史，是你这么多年来对社会、对人性观察的浓缩吗？

黄孝阳：对我来说，一个写作者的首要品质是诚实。忠于那个让自己成为写作者的风暴，忠于我之所见所思，不要太考虑外部发表与出版的事宜。张三的野蛮生长史，是我曾经历过的，是对这数十年时代变迁的某种概括。

钱江晚报：你给“好人”写过传吗？

黄孝阳：有无给“好人”写过自传，那当然是写过，十几年前的《遗失在光阴之外》等等。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三的坏是有底线的，一个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底线。这个底线要高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恶。”

钱江晚报：你说要写一个“作恶，并且有能力对恶进行思辨”的人，你觉得现实生活中，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多吗？你印象中的文学作品中，有哪些人物是符合你这两个条件的？

黄孝阳：现实生活中作恶的人多，有能力思辨的，寥落晨星。

至于文学作品中，比如出没于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比如卡夫卡《在流放地》的那个军官——那个执刑过程中自愿替换掉囚徒，被机器杀死的人。“我知道我的罪行了 ，你看，我的生命戛然而止。”等等。常人的价值观恒足珍贵，但它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奠基于那些斑斑血泪，以及对血泪的思辨深度（这需要叙事）。否则我们还在一个原始童稚的社会结构里。

广义来说，文学作品中的坏蛋都是作恶者。如果这个坏蛋弃暗投明了，或有片刻反省，良心发现，那他多少还是“思”了一下，真正有能力思辨的，并且付诸于实践的，不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有“它塑造出一个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恶棍形象”这句评价。

钱江晚报：你说过《人间值得》的故事跟你江西县城老乡的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有关？张三有原型吗？为什么说这部书“是为我的兄长们立传”？

黄孝阳：当然有原型啊。只是这个原型的相似度。

我们身边的人，家人亲朋，同事街坊，只要是人，都有张三的碎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张三本来就是一种普遍性的代称。他故事的极端性，是由那一个个细胞层面的组织汇总而成，这些组织结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经历的。只是看读者的耐心与同理心了。

我很喜欢云南胡性能给我讲的那个坏家伙。他的诸种恶行，鲜活生猛。我咋舌之余，想起那个纠缠了我大半年的鬼魂（我的老同学）生前所行之事，换下人名与地名大致相同（这种相隔千里的同构现象让我着迷），都是野蛮生长，有一个极为强悍的意志，禀赋超群，蔑视弱小与平庸，才情和想象力喷涌而出——不是树与草那种依赖土壤的生长，或马铃薯式的隐忍匿伏，是真如岩浆涌出，炽热黏稠，令人叹为观止暗自惊心。这岩浆是地球的生命力，要改变地壳面貌，彻底改变生态的。甚至，它是渴望重新篡写被人视为具有神性的自然律的底层代码。

我也终于听见了那“像海鸥那样叫了两声”的内容。两声，四字：人间值得。

钱江晚报：既然是一部以恶人为主角的“恶之花”，为什么要取名为《人间值得》？是反讽，还是寓意主人公本质上那些善良的人性之光的一面？

黄孝阳：没有这些“恶之花”，把你放在丹麦乡村那个风景如画里，剔尽外界所有变化，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娃看窗外，几十年，我相信你愿意；几百年你还愿意吗？北欧诸国那么高的福利，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一路承包过来，可抑郁症与自杀率高企。人是很难承受生命的轻。

恶让这些“轻”成为翻滚云层里的蜿蜒闪电。它给予善边界。

恶也包含了善的种子。

还有更多的问题不是善恶可以言说的，只是秩序。它的道德评价取决于你的立场与价值体系。:我们都知道那个说谎者悖论，“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他们中间的一个诗人这么说。”但这世上少有人理解：克利特人为什么要说谎。因为那是他们的善。还记得卡尔维诺写的那个《黑羊》么，那是一个精彩的隐喻，人人是贼，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穷人与富人。那个打破了这个内部秩序的诚实人，不久饿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

黄孝阳参加钱报读书会。

【有文化和没文化，以及江湖】

钱江晚报：小说写了个配角，刘启明，一个有文化的无耻的帮闲小人，你写的时候可曾想过对照《金瓶梅》中应伯爵之流吗？您本人本质工作也是文化界，刘启明是否包含了你对当下文化圈一些小人、软骨病的讽刺？

黄孝阳：倒没想过对照《金瓶梅》中应伯爵之流。是文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就主动跳了进来。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张三就能在一个易被公众能理解的层面讨论那些形而上，讨论这个行为后面的“之所以然”。

我们活在一个观念的世界里。广义的文化人提供各种观念。

我说过这个新现实的五种基本矛盾，第一条就是观念的冲突，知识体系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文化是根。但为什么刘启明是这样一个帮闲形象？

怜其不幸，怨其不争啊。仗义多是屠狗辈，读书最是负心人。又或者说，原来刘项不读书。有些伪文化人是把自己当成蛆了。不舔那么一下，死不了人。

我说过一句话:我们所寄身的这个观念世界，这几千年来，就一直不是最聪明的，最深刻的，最具逻辑性的，最具有美学意义的，而是对大多数人观念的一个加权平均值。那些“各种战争的胜利者”，总是会让他的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无限地趋近于这个加权平均值。

也还说过另外一句矛盾的话：我们拥有的这个现实，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那些词语，比如市场经济，自由与平等，法制等等，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先天先验，不是一个矿藏，在岩层深处，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漫长时光，把它们挖掘出来。不是这样的，最早它们就是一小撮人的想象。这两句话互为博弈，进退，隐现。

钱江晚报：这部小说有很浓的江湖气，你是否是港片的拥趸，写这个小说里的江湖黑社会时，是否参考了港片里的间接经验呢？比如周润发、吴镇宇、刘青云那一批香港明星演的黑帮电影？亦或也受了《教父》等西方黑帮电影的影响？

黄孝阳：我年轻的时候开过影碟店，看过好多港片，那真是一个美好年代。但小说中的江湖与港片里的古惑仔没有联系，就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人事。这些人事还在，不过是换过了一些名称与套路罢了。黑帮电影是我很喜爱的一种类型，那些激烈场面能带来肾上激素的分泌，更重要的是：这个相对边缘的视角对忠诚、正义、勇敢等美德的定义，一个不同于世俗社会日常秩序下的书写与通俗阐释。

钱江晚报：“所有的枭雄都稀里糊涂死去”，包括主人公张三最后也是这样死去，这是“恶人”的宿命吗？还是恶人为主角的小说必然的逻辑？

黄孝阳：不是宿命。不是必然的逻辑。只是因为我对朱璇的爱。张三是没有未来的。他的经验只能让关于人的可能性到此为止。而朱璇可以，她会给世界带来惊喜的。

世界取决于我们的心智模式和认知模型，取决于这个你凝视着我的这个瞬间。如果你在这个瞬间看到了什么，那么就平静地接受它吧。

钱江晚报：《人间值得》打开了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经济文化江湖等全方位的舞台，您借此给出了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性进程的一种角度的思考吗？

黄孝阳：有啊。偶尔会在微信公众号与微博上说上几句。

我喜欢中国，喜欢改革开放，喜欢现代性。就现代性这词语我写过不少文章。我是现代性的孩子。中国改革开放现代性进程大致是在这几个要素下推动的。第一是观念启蒙后的制度红利；第二个是全球产业链转移过程的工程师红利与人口效应的释放；第三个就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科技进步，太快了，快得让人类那数百万年的进化史变得甚为荒谬。而这个荒谬是真实事件。

如果要说中国这个进程中一些问题的所在，就是一个伦理体系的缺位，道德的不在场。这导致一些人行为的难以预料性与不择手段，有形成灾害、互害的风险。可能得有识之辈打通现代性与中国原典之间的关系，不是复古，是打通，是一个能在人内心层面的生长。这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总体提升，有助于全社会交易成本的总体下降。

也还可以给出一个哲学层面的宏观描述。

今天的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认为明天会更好，有大房子，股市永远向上，某日能踏足火星，这个浩瀚宇宙是为人类此物种准备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300年前的人们肯定不是这么想。这个不假思索的念头应该是根源于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大概就是对一个无限增长的许诺。我们是现代性的孩子。但在我们的爷爷爷爷爷爷看来，我们或许就是怪物。

《众生》系列之一。

【重要的还是人，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

钱江晚报：作为70后作家，你以小说出道很多年，一直被称为“实力派作家”，印象中你小说的路子很宽，如《众生》系列等，好像什么类型都想尝试一下，甚至科幻类的也写过，至今为止，你觉得自己最能驾驭什么类型的小说？

黄孝阳：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称呼。前几天看到王春林老师写的一篇二万字的评论，就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术语“批判现实主义”，专门发明了一个新词语，“批判现代主义”来谈论这本书。

我尊重评论家的阐释。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写作只有一个核心：写人，写我所理解的人，写其所以然，其之所以然。同时提供这个人身后那个时代的各种细节，以及支撑起这个时代的结构体。

我无所谓类型。

对于出版商来说，那是销售技术。对于读者来说，那是超市货架的分区。对于评论家来说，那是文学谱系及相应的位置厘定。

这些都很重要。对我的写作来说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

钱江晚报：说到底，你的小说最关注的领域还是当下的中国人。

黄孝阳：我们都知道，人是奇迹，是造物主对自身的复制与迷恋，所以说“人类大脑结构和宇宙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又或者说：人类就是宇宙的大脑。在这个恢宏框架下，我们开始讨论数千年来的哲学家对人分析与定义，人的内核与边界，人的历史何以延续，何以如此叙述，人是否配享信仰，值得被给予关于天堂的允诺，又是否应该拥有科技之力，对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讨论人还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图景，而构建未来的关键节点与变量蕴藏何处，又如何找到激发节点引擎的能量。等等。

而中国人，啊，很荣幸我是其中一员，并且有幸生于这个汹涌澎湃，今天中国人的面容是迥异于四十年前的，是两个物种，我想把这个“突变”的深层原因，用“人”这个最富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词语，叙事出来。

我就想做这个。

类型这件事，是学者与读者考虑的事。

黄孝阳的科幻小说尝试。

【可能性：父父子子男男女女】

钱江晚报：你自述《人间值得》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你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张三会不会有另一条出路？成为一个良人的可能性？

黄孝阳：有太多可能性了。但我见到的那个现实，是他这样的生，这样的死。

有太多的张三，成为良人，爪牙缩敛，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但只有那个奇异时刻来临，那些响着军号敲着响鼓的队伍从他窗外经过，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碗筷，跳出阳台，加入到“那条路”对他的神秘召唤。

还是那句话，人最大的价值，是对自由的追寻，那是人生而为人的最后之锚。

钱江晚报：小说让读者在主人公身上，若隐若现地发现“救赎主题”，而且似乎都和女性有关，你把所有善良、勇敢、包容等美德都给了小说中的女性，是否意味着你对男性比对女性有更多的批判？这跟男性在当下社会所处的权力和欲望构架体系位置更中心有关吗？

黄孝阳：罪与救赎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街头妓女索尼娅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救赎。《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是对卡列宁与渥伦斯基救赎。这是对一个伟大传统的继承吧。当然，还有其他。

张三在他的经验里，做一个庞氏骗局已是极限。而朱璇接过他的钱，她的目光已经关注到《细胞声学》学科的建立，是要在一个科技层面发挥脑力的。

我说过：随着脑力对体力的替代，女性会崛起。可惜我的寿命太短，看不到这个未来。只是希望她们崛起之后，不要把男人弄成第二性，当宠物养。

钱江晚报：小说中，张三的父亲、小羽的父亲、许姜的父亲，还有朱璇的父亲，都因为对女性的摧残等恶行是被自己的儿女们恨着的，你笔下的父亲形象与很多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不同，我们见多了“父爱如山”，你觉得写一个反向的中国父亲的典型是否需要十足的勇气，读者会买账吗？

黄孝阳：豆瓣上有个小组，父母即祸害，高峰时期有数十万组员。

一旦个体意识觉醒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弑父。

我对这届读者有信心。哈哈。

钱江晚报：围绕张三，为什么要写7个女人？少一个会怎样，真的是有7层隐喻吗？

黄孝阳：这个在构思的时候就想了。我喜欢7这个数字。

“我们明明知道犯下七宗罪后所要受到的可怕惩罚，也都清楚作为七宗罪对立面存在着的那些美德书，为什么我们还要犯罪？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吗？不，是因为这七宗罪不是人的错，皆有人之真性蕴藏其中，相对应的是：渴望、自信、性爱、进取、安静、好奇、力量。”

对我写这本书来说，7是内容，也是形式。是通过对内容与形式的整理，求解出人这个奇点。少一个会怎样？也不会怎样。断臂的维纳斯可能更适宜成为美的化身。

钱江晚报：而且这7个女性几乎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黄孝阳：至于这7个女性几乎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问题，可能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看到的女性，那种我觉得有生命感的女性，基本都是有过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过程。这个问题还可以放在女权主义的大框架下讨论。女性的第二性，是被发明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小说里创造了朱璇，这是一个新女性，由罪恶与血泊孕育而生，会是未来的神祇。其实，受难（痛苦）是人的本质。作为一个当代人，要对所谓的幸福保持警惕。

钱江晚报：对于底层或者边缘女性，你有信心写好这类女性吗？你了解她们吗？

黄孝阳：我当然能写好你眼里的这些“底层女性”，我了解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底层，我是这个底层的一部分，是它们的旁枝逸出。这种了解是体内某部分DNA。

钱江晚报：还有一个跟女性有关的问题，书中主要女性人物，似乎都经历特别不寻常，又有欢场经历，又有自毁倾向，又都是“性”符号，和人们所认知的生活中的真实女性相距甚远，这样的安排，是否过于戏剧性？

黄孝阳：随便在街头拉住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中肯定是有“特别不寻常处”，关键是这种不寻常处是否能有机会得到书写，以及怎样的一个书写。

至于为什么是“欢场+自毁”，面对个巨大的文学命题，我可以写上几十万字。

人们生活中的真实女性又有哪几个没有“欢场时刻”？取悦N个男人是需要这个时刻的，取悦一个男人同样如此，哪怕是冠以浪漫与爱情之名。关键在于阐释。大家也都知道莫泊桑的那篇《羊脂球》，在一个普世伦理的体系里，妓女的道德水准并不低于贵妇与官员。这并不是虚构，所以我们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真实女性”。最近美剧《西部世界》第三季上映。男主陷入死地仍不吐露女主的秘密。女主问他为什么。吐露才是他这个阶层出身的人应该做的事。男主的回答是，“你是我这些年见到的唯一真实事物。”

作品一种。

【一个标新立异的作家，与现实未曾片刻分离】

钱江晚报：你似乎很喜欢在小说中游离开故事，大谈量子等一些新科技领域新名词，并且上天入地，谈古论今，带着一种词语的狂欢的味道，你觉得《人间值得》因此可以归入当代先锋小说吗？

黄孝阳：不是词，而是科技与资本构建了我们今天这个现实，我把它称之为新现实。我们在进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这是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它还在不断加速，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

这是我所有小说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点。

钱江晚报：你的各种小说中都能感受到某种新概念、新思想的“标新立异”，这是您刻意为之的风格吗？

黄孝阳：我对这个剧变动荡的世俗生活充满敬意，但知道它并不足以安放心魂。

人是道德的人。随着现代性浪潮的狂飙突进，人事物三者的碎片化，社会结构的块茎化等，昔日的各种道德准则已被悬置，其内在动能基本耗尽。新的道德体系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犹如湍流。是时间概念（须臾片刻），也是个地理名词（甲地之蜜糖，乙处之砒霜），还是对社会各阶层的特征书写，同时又具有了某种迭代更新的科技属性。这个湍流里当有着当代中国人的真正面容。我想找到它，找到“四十年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中国人是两个物种”一说的根源所在。

这个寻找，就必然要求你说的“新”。

《人间值得》因此可以归入当代先锋小说？我无所谓评论家怎么干，这是他们的权力。我还是蛮喜欢王春林老师提出的“批判现代主义”。

事实上，我关注现实，从未与它有过片刻分离。

钱江晚报：有没有读者质疑过你书中主人公的各种思想、庞大的复杂的抽象的思考，会不会与小说中人物的身不太相符？

黄孝阳：这里就涉及一个统计学的样本抽取了。我很幸运，抽取了张三，这个有能力这样思考的人——事实上，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安分地做着一份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但这不影响我的思考。卡夫卡终其一生，也就是一个小职员。天空中飞过了一千只白天鹅，不等于第一千零一只就不可能是一只黑天鹅。

不是为了自说自话，而是这广阔土壤里有这样的异数——他是对他们的概括。

钱江晚报：有没有为了读者考虑而妥协自己的表达方式的写作？你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吗？

黄孝阳：刚开始写作的那几年有，但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是说你愿意下海就能当“名妓”的。后来，就不考虑了。

这基于两个逻辑。一是，当代人的特征之一，即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无意扮演那个云层之上的启蒙角色，也不愿意跪舔金主。大家平等。我写我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你愿意读，是我的荣幸；不愿意读，那是我俩这个缘分还没到，也不是我的损失。

我不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

别说普通读者，就是批评家等相对的专业读者也不考虑。那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还有一份工作，得养活这个肉身皮囊。

钱江晚报：2020年以来，你主要做了些什么，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一些什么？

黄孝阳：读啊，读了很多。读了就忘了。有时也搞不清楚哪句话是作者说过的，还是我自己发明的。

比如我刚才在讲新现实时提到的一个短语，“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一个评论家可能是想引用，在微信上问我出自于卡尔·波普尔的哪本著作。当时就回复他，这可能是“我的发明”，并且单个蜂巢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隐喻。在我的认知时，蜂巢是对应人类历史中的金字塔，金字塔就那么几座，法老的陵墓。而蜂巢遍布脚下这个蓝色星球，不知几万万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连接，构成网络这个表现出生物特性的奇异组织，并通过市场不断汲取力量。这有赖于公司对国族的超越，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里的一个重要输出端。蜂巢本身是具有封闭性，结构严谨。要把这个短语讲清楚，也得至少要有那么几篇文章。还好我不是学者，要不准得整天趴在知网上找出处，烦死。我只是想为那些不断从脑子里涌出的，我个人觉得具有“局部真理光耀”的句子，找到它的主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好人坏人老人小人，呃，是小孩子。

人物简介

黄孝阳，江西抚州人，74年生，文学创作一级，副编审，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理事，南京审计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南京某出版社。著有《人间值得》《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长篇小说，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夜晚》《说说爱情吧》，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以及“中国好编辑”、“中国书业十佳策划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