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乐山方言的知音！
瑞典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史学家、翻译家马悦然以95岁高龄，于2019年10月17日在瑞典辞世，从此永别了他心心念念的“第二个祖国”中国，再不能重新探访他青年时代留下过行踪的四川乐山和峨眉山。谨以此文，对这位乐山人民的老朋友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纪念。
马悦然早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师承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语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同时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及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教授、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曾竭力推荐中国作家沈从文、高行健、莫言的作品。1998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马悦然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广博，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发表和出版了两百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其中《中国西部语言研究》是他获得广泛赞誉的汉学专著。这得益于他早年赴中国，对峨眉、乐山等地方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通过锲而不舍的精心研究，才取得如此无人企及的丰硕成果。
一
马悦然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省。四五岁时，妈妈给他念了一部叫《弟弟的海行》的童话组诗，讲述一个叫悦然的小男孩，跟他最亲爱的玩具熊一起划船到中国去。从此开启了马悦然对这个东方神秘古国的追寻和向往。
1946年春天，马悦然偶然读到林语堂先生译成英文的《生活的艺术》，此书对他影响很深，引起他对道教和禅宗思想的兴趣。以后便师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中文，开始汉学研究。在高本汉的建议和引导下，22岁的马悦然正式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入门教材是先秦史书《左传》。
1948年7月，马悦然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短短两年时间，他就熟悉和掌握了重庆、成都、乐山、峨眉等地的方言。他“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耳朵，记录个别字的发音很容易，但是记录比较长的故事非常难，所以我也运用在香港买的一个钢铁丝的录音机。”他在《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呢？》一文中，记叙了当时录音的一件趣事。因为他当时住的报国寺没有电，“所以我把我的乐山和峨眉的方言助手带到成都去录音。老和尚果玲需要补牙齿，所以他跟我们一路去成都。我一按上我的录音机，我的本来很说得来方言的助手立刻变成哑巴了！我只有请老和尚果玲逗他们讲话。事后我让他们听录音机里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人家就认为我是一个耍妖道的洋鬼子。”
二
马悦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乐山、峨眉的方言非常特别。他在《关于劳动号子的节奏》中谈到：“我1948年八九月在乐山深入研究当地的方言，发现乐山话和成都话有很大的系统上的区别，成都话有六个元音音位，乐山话只有五个元音音位（缺乏/e/音位）。另一个区别是乐山话保留原来的‘入声’；成都话原来的入声字变阳平声。一个懂得乐山话的成都人不会觉得两种方言之间的区别太大，但是系统上的区别实在很重要。”
马悦然由此而推论出：“语言节奏和诗歌的格律当然决定于诗人自己所运用的方言。郭沫若先生虽然在北京待过好几十年，可是他讲的是纯粹的乐山话。乐山话很短促的入声影响整个诗的格律，郭沫若写于1920年的《女神》里头的《天狗》中的入声字比较多，你用北方话念出来，诗就会失掉原来的音乐之美。”
多年以后，马悦然在凤凰卫视台回忆他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讲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过程时，仍对乐山的方言念念不忘。当主持人问他：“你现在还记得吗？还会说吗？”他立即用地道的乐山话回答：“我记得，比如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头一次到乐山，我看见一个妈妈在街上找她的儿子，到处跑，她就叫，我的儿在哪里，我的儿……我的儿在哪里，在哪里……”再现了乐山话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可见乐山话在他心中的深刻印象。
三
马悦然是在1949年大年初一抵达峨眉山的。临行前，由当时的乐山县长给报国寺方丈果玲写了封介绍信，老和尚便欢迎他在庙里住下，一住就是大半年。从此，每天跟在大学里教过国文，诗也写得很好的老和尚果玲上两小时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念诗，《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他什么都教我。”老和尚对马悦然的方言调查也很感兴趣，“他劝我一定要用化学方法分析不同地点的水，因为他相信水的质量会影响居民的发音。”
下课后，马悦然就步行去附近的乡村记录当地的方言。他认为峨眉方言“最特殊的现象是有的去声字变入声，‘四’跟‘十’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四十’，有一点像蝉鸣的声音！”
一个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当然也对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言的形式方面的现象感兴趣。当时，马悦然“在峨眉山脚下的一条马路碰见了一帮拉‘板板车’的人。一看他们灰色汗衫背上的红十字我就明白他们是因受伤而退伍的‘丘八’。板车装的是巨大的石头，重得拉车人的身体几乎与路面平行。走在最前面的人为抬不起头的伙伴们现编现唱着报告前方路上的障碍，他顺便也通知他们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听懂了他唱得有时非常粗的话以后，就明白为什么路上的姑娘红着脸用两只手掩盖耳朵。”
几年后，马悦然在瑞典整理资料时，“发现这支号子的节奏跟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成相篇》的节奏完全一样”。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我相信这种节奏的起源非常早，也许修筑长城的俘虏和奴隶哼着的就是这种节奏，盖商朝的宫殿和造他们的坟墓的劳动人民说不定也哼着同样的节奏，也许这节奏跟中国土地一样古老？”
四
研究中国方言需要特别注意声调和声调在句子中的变化。马悦然对此作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
一天深夜，马悦然睡不着觉独坐在报国寺的大天井里，在万籁俱寂中冥思苦想，突然顿悟想到两人互相耳语，一定得悄没声儿地说话。这种耳语的讲法，声带不振动。声带不振动，声音就没有高低之分，也就不可能有声调的区别。
在《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呢？》一文中，他得出结论“我想来想去终于解决了这语音学上的很重要的问题。在声带不振动的耳语里来代替声调的，是发音气流的两种不同的现象，代替北京话的阳平上升的声调的气流是逐渐加强的；代替北京话的去声下降的声调的气流是逐渐变弱的。代替北京话的阴平不升不降的声调的气流是‘平’的，那就是说不加强，也不变弱。代替北京话的上声先降后升的声调的气流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相当于声调的转折点的气流中，出现一个声门爆裂音。”
由此得出：“瑞典语和很多非洲语言也用声调区别词的意义。这些语言的口语有同样的现象。”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这位高鼻子、绿眼睛，被几个报国寺的小和尚亲切地称呼为“马洋人儿”的深爱中国的汉学家，穷尽一生调查研究乐山地方语言的开拓者、先行者，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他对乐山、峨眉那浓得化不开的“另一种乡愁”，也将伴随着他的离去，永远长留在遥远的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