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伪时期 抚顺话剧爱好者产生了启蒙作用 推动了后来话剧的发展

话剧的发展

自敌伪统治时起至解放前夕止，抚顺地区一直没有专业性质的话剧表演艺术团体。

敌伪时期，由抚顺市公署弘报股直接控制的“弘宣剧团”演出并不经常。其中设有京剧队和话剧队。话剧队曾演出过《白刃图》 《夜潮》《姜家老店》《醉人》《人生剧场》等。作家李乔、金山龙等都曾来剧团进行指导，张烈同志曾在话剧团队担任过导演，演员则有刘玉彬、张淑仪、赵家太、戴萍等，大多数是各单位的职员，业余参加演出。那时偶尔也有其他市“协和会”所属话剧表演艺术团体如哈尔滨剧团、大同剧团等来抚演出。节目多荒诞不经，且带有宣传性质，实际都是敌伪的御用宣传工具。

即使有王秋颖（辽宁艺术剧院演员，已故）那样优秀的演员致力于艺术也无能为力。至于上海影人剧团如贺宾、白虹、李莉华、白云、袁萍、傅盛廉等，不过是为了淘金，剧目有《千里送京娘》《潘金莲》等，表演庸俗，场景简陋，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尽管如此，这些演出也对抚顺话剧爱好者产生了启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抚顺话剧的发展。

东北光复后，抚顺地区部分青年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组织业余剧团，活跃演出，庆祝胜利。首先出现的是奋兴会（抚顺青年自体奋兴会），演员多属各机关、学校的职员和教师以及部分没有就业的青年学生，如姚云鹏、丁郁义、庞洪泉、刘金英、邵裕斌、马永顺、张华、白学毅等，还有10余名朝鲜族青年如郑镇玉（原延边歌舞团指挥、后为朝鲜人民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等专司乐队。

他们自筹资金，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同电影院（后来的群众电影院）、丰乐馆（后来的人民电影院）等处演出了话剧《清明时节》。这出戏较深刻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敌伪残酷统治下的悲惨生活，道出了东北3000万人民14年受压迫的心声，在观众中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又演出了《大惨案》、《家乡月》、鲁迅先生的《过客》、歌舞剧《十四年恶狼死了》，但都由于演出目的不明确、节目排练粗糙、剧团内部成员混杂而草率收兵。另外，复兴同志会演出微微，影响颇小，也都不久夭折了。

影响颇大的，还是当时驻军（东北人民自治军——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由于它主题思想深刻，情节真实动人，表现生活细腻，演出形式新颖，载歌载舞，色彩斑斓，使人耳目一新，一时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白毛女》的艺术形象和阶级教育内容，在刚刚获得解放的抚顺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其他如秧歌剧《干活好》《血泪仇》等也都盛行一时，给人以强烈印象。这些演出不仅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也给人们思想以巨大启迪，多少有为青年毅然与亲人告别走上了革命道路，献身于人类解放的事业。

可惜，由于内战发生，形势骤变，解放军作战略转移，自然文工团也离开了煤都，离开了深情眷恋的抚顺人民。

随着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来临，反动的戏剧演出泛滥成灾，毒害人民。特务戏《野玫瑰》便是其代表作。虽然也有比较严肃的演出如《阿Q正传》、世界名剧《阴谋与爱情》等，均因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观众甚少。其他私营剧团的演出，犹如凤毛麟角，偶尔为之，终因无人扶植加上“警特宪”的盘剥打击，俱昙花一现。只有奋兴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还坚持演出了《民族至上》（宋之的）、《国家至上》（老舍）、《苏州夜话》（田汉）等名剧，给观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1948年10月，东北全境解放，敌伪反动文化销声匿迹，抚顺矿务局业余艺术团和市总工会文工团在矿务局党委和市委支持下相继组成。矿务局业余艺术团为了庆祝第一个胜利新年，演出了大型话剧《升官图》和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员晓风、李亚莉），深入厂矿巡回演出，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备受广大矿工欢迎。特别是秧歌剧揭露深刻，讽刺尖锐，新颖活泼，曲调亲切，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这个团的部分演员划归市总工会文工团。

抚顺市总工会文工团成立于1948年年末，多数团员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几名专业文艺骨干的培植带动下提高很快，加之补充了几名“鲁艺”毕业的生力军，总工会文工团成为抚顺市第一代专业话剧艺术的开拓者。他们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深入厂矿农村，配合各项政治运动，演出了许多由老解放区传来的话剧剧目，如《牛永贵负伤》《小刘转变》《时间呀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又相继演出了《让战魔发抖吧》《是谁在进攻》，这两出活剧轰动煤都。演员有麻浩、顾龙、李莉、程旭、杨小政等，为后来抚顺的话剧表演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文工团的领导人有韩国强、李守今、戴之等。这阶段剧团吸收了一部分民间职业剧团——民艺剧团的演员，为剧团增加新鲜血液。他们曾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夜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