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婉转的方式使自己摆脱出来 而是在自己话中激昂慷慨 振振有词
他的出版商不再注意到，一个将成为出版商的商人像一个悲惨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用布或未腐烂的纸挣钱。批评界发现他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可敬对象，因为批评家往往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从前的抒情诗人，他们由于生不逢时必须将心放在什么事情上，以便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按照他们必须有利地获得的内心收益，他们分别是战争或爱情抒情诗人，而为此他们宁可选择一位大作家的书也不肯选择一位普通作家的书，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每一个人只有一种有限的工作能力，其最好的成果轻易地分布在出自大作家笔端的年度新出版物上。就这样，这些出版物便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储蓄银行，它们当中的每一样出版物都引起评述，这些评述并非只是解释，它们简直就是附件，而留给其余一切的则就相当的少了。
但是，这通过在一个大人物身上解大小便的随笔作者们、传记作家们和速记历史学家们才达到最伟大的程度。说得不好听些，狗类宁可到一个热闹的街口也不愿到一块偏僻的岩石干这不光彩的勾当。有着想留名于后世的强烈欲望的人类怎么就不会选择一块显然偏僻的岩石呢？！转眼之间，大作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种共生现象，是最委婉意义上的国家研究小组的成果，并亲耳听到生存所能作出的这个最美好的保证：他的成长和无数其他人的成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概这就是人们常常也把一种良好行为情感看作大作家的一个普遍性格特征的原因了吧。只有在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危害的时候，他们才使用写作这富有战斗精神的手段。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他们行为的特色是稳健和亲善。对为称赞他们而说的微不足道的话他们的态度极其宽容。
他们轻易不肯屈尊评论别的作者。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也很少奉承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而是宁可鼓励那种不纠缠不休的有才干的人，这些人由百分之四十九的天赋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庸才组成，并且，鉴于这种混合成分，在人们需要人力而一个强壮的人可能会造成损害的时候，他们却能如此巧妙地对待一切事物，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迟早会在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此说来，这一描述岂不已经超出了只有大作家才有的特性了吗？俗话说，有鸽之处群鸽皆飞往，而人们难以想象，如今一个普通作家在当大作家之前很久，当他还是书评家、副刊编辑、广播评论员、电影混合录制人员或一份文学小报的出版者时，他的生活就已经何等的动荡不安。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像那些橡皮小驴和小猪，后背上有一个窟窿眼，人们可以往里吹气。
如果人们看到大作家们仔细斟酌这样的情况，看到他们竭力塑造一个能干的民族尊重的自己的大人物的形象，难道不需要为此而感谢他们吗？他们通过自己的参与使现有的生活变得高贵。人们试图设想与这相反的情形，设想一个正在写作的人，所有这些事这个人都不做。他必定会拒绝热情的邀请，使人产生反感，不像一个受表扬者，而像一个法官那样评价表扬，撕碎自然存在的事实，仅仅因为大的作用途径大就把它们当作可疑途径看待，他拿不出任何回礼，只能提供他头脑里难以表达和评价的事情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个作家的成就，一个已经拥有大作家的时代确实不需要很重视的成就！一个这样的人会不站在团体的外面并带着这造成的一切后果避开现实吗？
无论如何，这是阿恩海姆的意见。九六 大作家，前视图只有当人们在精神生活中虽然以商人姿态行动，但却用旧传统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讲话时，一位大作家一生中真正的困难才会产生，而且也正是这种商业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在阿恩海姆毕生的努力中占有一个决定性的位置。今天，人们到处都看得见这样不合时宜的结合。譬如就在死者已经在被一辆汽油运输车运往公墓的同时，人们却并不放弃在车顶盖上安上一顶头盔和两把交叉的骑士剑，在各个领域里情况都是这样。人类的发展是一列拉开得很长的火车，而一如人们大约在两个世代以前还用华丽辞藻装饰自己的商业公函，今天人们可能已经在用供给与需求、抵押与贴现的语言来表达从爱情直至纯粹逻辑的各种关系，无论如何能够跟人们从心理学或宗教角度表达得一样的好，但是人们却不这样做。
原因就在于，这门新的语言还太不可靠。今天，这位虚荣心重的富翁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之中。如果他想与存在的较古老的力量匹敌，那么，他就必须使自己的活动与伟大的思想紧密相连。但是，会无异议地被人相信的伟大的思想今天已不再存在，因为这个抱怀疑态度的当代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人性，既不相信王冠也不相信德行抑或这一切它全都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与前者是一样的。所以像不愿意缺少一只罗盘那样不愿意缺少重要事物的商人必须使用民主的诀窍，用作用的可测量的重要意义来取代重要意义的不可测量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重要的就是重要的。可是这就意味着，到头来连大做广告、大肆叫卖的东西也是重要的了，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不无艰辛地吞咽这个时代的内核，而阿恩海姆则曾做过许多试验，研究这件事该如何做才好。
譬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想到中世纪研究和教会的关系。当时哲学家必须与教会协调一致，如果他想获得成功并影响他的同时代人的思维的话，而陈腐的持有自由思想的人则因此也就可能会认为这些桎梏妨碍他晋升为名人。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根据行家们的意见，从中只产生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哥特式的思维美，而既然人们能够在不损害精神的情况下如此顾及到教会，那么为什么如今人们不可以也顾及广告呢？谁愿意起作用，谁不是也能在这个条件下起作用吗？阿恩海姆确信，对自己的时代不做太多的批评，这是一种大人物的标志！一个骑骏马的骑手，如果他与他的坐骑争吵不休，那么他自然比一个与驽马的动作配合默契的骑手更难越过一个障碍。另外一个例子：歌德！他是一个天才，人世间轻易长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天才来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德国商人家庭的被授予贵族称号的儿子，并且，在阿恩海姆看来，是这个民族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大作家。
阿恩海姆在许多方面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但是他最喜欢的故事却是那则著名的不愉快的事件，即歌德怎样虽然私下里同情可怜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但却当此人在耶拿作为哲学教授受到惩处时将他弃置不顾，因为据这位练达老成的诗人和大师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所记述的，他对神和神圣的事物发表了崇敬的、但却也许并不完全恰当的看法并且不是以最婉转的方式使自己摆脱出来，而是在自己的辩护词中激昂慷慨、振振有词。如今阿恩海姆不仅会完全采取如歌德那样的态度，甚至还会试图援引他的话，使世人深信这是唯一歌德式的和意义重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