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红遍元 明 清三代的超级畅销书（深度好文一）
在理学的经典系统里，《近思录》属于入门书的入门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成为了红遍元、明、清三代的超级畅销书；第二，《近思录》不是原创性的著作，而是朱熹和吕祖谦一起摘录的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学者的语录。我会重点讲解周敦颐和张载的学术，正是这两个在今天不太知名的人，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建立了两大理论支柱。一个是宇宙发生论，一个是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论。
看一下《近思录》的书名，“近思”，顾名思义，思考身边的事情。没错，涵义就是这么简单，但不简单的是，它出自《论语》，原话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学习要广博，志向要坚定，关注身边的小事，“仁”就在这里边。
这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子夏的名望、地位、待遇其实比老师高得多，所以后人很为这种事情迷惑。《昭明文选》里边有一篇李康写的《运命论》，探讨人的命运的问题，就拿这件事举过例子，说以孔子的伟大，却到处碰壁，而他的学生子夏，属于只登堂但没能入室的弟子，层次比孔子差远了，但国君把他高高地供起来，老百姓把他当成圣人，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李康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既不可控制，也无法理解的命运，其实道理没那么玄妙，孔子是开拓者，也可以说是创业者，筚路蓝缕很不容易，当局面终于打开之后，子夏，还有一些同门师兄弟，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事半功倍。《论语》里边收录子夏的话，并不会降孔子一等看待。现在要讲《近思录》，所以我借这个书名顺便帮你温习一下《论语》和《昭明文选》，希望能让你把前边讲过的知识不断关联起来。
《近思录》是怎样一部书呢？顾名思义，就是教人去“近思”的。儒家学术博大精深，上通宇宙真理，中达治国平天下，下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太深太博太杂，初学者不知道该从哪里入门，所以过来人告诉大家，从“近思”入门是最好的，不要好高骛远，小心欲速则不达。
公元1175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的夏天，吕祖谦从浙江金华来到福建建阳，找朱熹一道读书聊天。这几年里，朱熹一直在读北宋学者周敦颐和张载的书，正好和吕祖谦探讨一下。结果两个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从周敦颐、张载，还有程颢和程颐兄弟的书里摘录出六百多条语录，分成十四卷，编成一部书，取名《近思录》。
这就是说，《近思录》并不是什么原创性的著作，只不过是四位北宋学者的语录摘编，而这些语录的出处，也就是这四位学者的原著，基本上也没有失传，谁都看得到。但事情就有这么蹊跷，《近思录》问世之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一直畅销了元、明、清三代，有了各种刻本和注释本。程朱理学之所以成为思想风尚，官方科举教材的力量来自前边讲过的《四书章句集注》，民间力量就来自这部《近思录》。《近思录》为什么能这样流行呢？道理很简单，它是儒学入门书的入门书。
一切儒家经典里边，地位最高的是“五经”。“五经”太高大上了，读书人轻易啃不动，朱熹为大家着想，编写《四书章句集注》，把“四书”作为进入“五经”之前的入门书。“四书”也分次序，从易到难依次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如果还嫌难，没关系，现在有《近思录》了，谁要是连《近思录》都嫌难，那就干脆别读书了。
这就是朱熹给定的学习次序：从《近思录》到“四书”，从“四书”到“五经”。你会发现，我们“熊逸书院”的次序是反过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朱熹是把儒学当成真理来讲，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朱熹的角度，就会发现他的想法很有道理：真理肯定是很系统化，也很抽象的，还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不移，但是当我们放眼“五经”，首先就有一大批生僻字不认识，句子也常常顺不下来，不知道该从哪里断句，有些读不通的地方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水平问题，还是传抄错误的问题。
当然，更要命的是，“五经”是先秦时代的产物，那么久远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现实生活太不合拍，理解起来实在不容易啊。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缺点”是，“五经”的篇幅太大，内容太驳杂，常常在说一些过于具体的事情，很难让人看出来和终极真理有什么关系。
比如翻开《诗经》，第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hǎo）逑”，都是谈情说爱的话。再看《尚书》，尽是领导的大会发言稿，无聊。《易经》更像天书一样，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种理解。再看“三礼”，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哭怎么笑，数不尽的繁文缛节。《春秋》一经三传（zhuàn）倒还好看一点，有不少活生生的历史故事，但不是打仗就是宫斗，真理到底在哪里呢？
当你拿着“五经”叫苦的时候，就能体会到“四书”的好处，尤其是“四书”中最基础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这才是高度凝练的儒学核心框架。但这个框架好像又有点抽象得过分了，需要用当代的语言解释一下才好。
朱熹数了数北宋的儒学名家，学问最醇正的人就是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兄弟，那就精选他们的语录，编成一部入门书的入门书好了。既然是入门的入门，自然不该好高骛远，一切要从近处、小处出发，所以书名才叫《近思录》。也正是因为这部书的缘故，这四位名人被合称为“四子”。
如果你想选一些既简单易懂，看上去又很古雅的座右铭，这部书最合适不过。随手一翻，就是“懈意一生，便是自弃自暴”，这是教你不要松懈；再有“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这是教你努力进取；再有“君子所贵，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这是说君子的价值取向和世俗相反——如果你很特立独行，生活因此过得不顺，总是被人批评，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想要大帽子的话也不是没有，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过《英雄志》的人都知道这几句话。
现代人学国学，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想学几句这样的修身名言，那就不用花多大功夫，只要买一本《近思录》就完全够了。
《近思录》属于入门书的入门书，但开篇就讲“濂溪先生曰：无极而太极”，这是为什么呢？
濂溪先生，就是北宋“四子”当中的第一位，周敦颐。周敦颐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篇很短小的《太极图说》，顾名思义，它是为一幅叫做《太极图》的图案写的解说词。无论《太极图》还是《太极图说》，在历史上都是争议很大的东西。有人说《太极图》是道士画出来的，用来解释宇宙的构成；也有人说虽然道士确实画过《太极图》，但这幅《太极图》和道士无关，完全是周敦颐的原创；还有人说周敦颐是把道士画的《太极图》拿来做了改造。至于《太极图说》，有人说这根本不是周敦颐写的，也有人说这些道理根本不是儒家的内容，还有人说这千真万确是周敦颐写的，写得特别好，短短百十个字就把宇宙的生成过程讲清楚了。
我们先不去管这些纠葛，无论《太极图说》到底是真是假，到底说对了没有，它毕竟在解释宇宙生成这种大事件，是和“近思”离得最远的思考。《近思录》的第一卷都是这样的内容，不讲宇宙的时候就讲天理，不讲天理的时候就讲心性，反正都是高度抽象化、原则性的内容。再看这一卷的题目：“道体”，确实高高在上。
所谓“道”，就是真理。所谓“体”，在传统哲学的概念里边是和“用”相对的。我们看古人探讨学术问题，经常在说什么是体，什么是用。其实“体”和“用”从概念上说很好理解，比如一支笔，这支笔本身就是它的“体”，写字就是它的“用”。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要翻来覆去地辩论呢？因为一支笔的体和用虽然很好理解，但“道”的“体”和“用”，或者说“真理”的“体”和“用”就真的不容易说清楚了。可以举一个“近思”的例子：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你起了恻隐之心，要去救他，那么你这个恻隐之心到底是“体”还是“用”呢？
我们今天看这种问题，很容易发现这是把问题问错了，答案自然会很混乱，但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知识，更没有接受过今天很普及的逻辑训练，而且这种问题在宋朝属于新生事物，大家都还不太了解。以前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都不去想这些事。从宋朝理学兴起，然后元、明、清三代，我们会看到很多儒家学者都陷在这种问题里边，越讲越复杂，如果你看不懂，真不一定是你的错。
《近思录》第一卷谈“道体”，其实不是朱熹的本意。《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既然是合编，两个人的意见总不可能完全一致。吕祖谦要这样编，朱熹本来不情愿，生怕一上来就是这些高远艰深的内容，会把初学者吓跑。但吕祖谦的看法是：先把这些内容讲出来，可以让读者知道那些“近思”的内容都是有根源的，就算一开始看不懂，但知道一个轮廓也是好的，一来心里更有底，二来能看到努力勤学的方向。朱熹也没坚持，但后来总是提醒大家说：看《近思录》如果第一卷看不懂，没关系，千万别气馁，先从第二卷、第三卷往后看，把后面的内容都看熟了之后，再回过头来仔细体会第一卷的内容。
果然，从第二卷开始，都是易读易懂的内容。第二卷的标题是“为学”，教人应该怎么学习，比如该立什么学习目标，遇到困难应该怎么办，哪些是学业的核心，哪些是学业的枝节，等等等等。开卷第一段语录又是周敦颐的话，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濂溪先生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这是教人怎样树立学习的榜样。圣人以天为榜样，贤人以圣人为榜样，士以贤人为榜样。总之，不管你的层次有多高或多低，总该找个比你更高的榜样来学，也总可以找得到榜样。然后举了两个例子：伊尹和颜渊都是大贤人，在修养上面各有各的特点，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学得好，超过了这两位偶像，那我们就升级成圣人了；如果没超过他们，只和他们差不多水平，那我们也算升级成和他们一样的贤人了；就算赶不上他们，也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取得进步，赢得美名。
这番话你应该觉得很熟悉。没错，《沧浪诗话》教人学诗也讲过类似的逻辑，原话是：“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但在周敦颐那里，天是最高的榜样，但大家不能都去学天，而是要针对个人情况，去学自己上一级的榜样，这也算是“近思”的一种体现。如果直接学天，那就好高骛远了。另一方面，这话又告诉大家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可以学来的。
不过，再往下看，不多久又会看到一段让人疑惑的语录：“明道先生曰：人之为学，忌先立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明道先生是“二程”当中的哥哥程颢，他的意思是说，学习不应该先给自己定标准，只要日拱一卒，不断进步，自然就能提升到新高度。
程颢的话和周敦颐的话，单独来看都是好道理，放在一起看就看出了矛盾。到底要不要定标准呢，要不要照着圣贤偶像去学呢，要不要向着圣贤的方向去努力呢？大体上说，周敦颐的话比较容易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程颢的话有一点另类。所以有人拿程颢这番话去请教朱熹，但朱熹也没能解释清楚，和和稀泥就应付过去了。其实我们看各种语录，经常能看到矛盾的话。这也难怪，毕竟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关注点也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语录，往时往日说一番话，今时今日又说一番话。一来人的看法会变，“觉今是而昨非”才是进步，二来讲话的背景不一样，讲话的重点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貌似矛盾的话未必真有矛盾。具体到周敦颐和程颢的这一对矛盾，只能说各有各的道理，不同资质的人适用不同的方法。
还有一种判断方式虽然不太可靠，但是很常见，那就是看谁的权威更大。如果周敦颐比程颢大牌，那就听周敦颐的，反过来也一样。你也许觉得这很荒唐，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很高效的办法，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都在用。比如买东西，买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怎么才能选到品质好的？很简单，人不识货钱识货，买最贵的就对了。最贵的也许性价比不高，也许并不是最好的，甚至还会让你吃亏上当，但是从大概率上看，这就是兼顾品质和效率的最好方法。在周敦颐和程颢的矛盾上，反正听人讲道理又不用花钱，那就更要挑大牌了。
在了解周敦颐为什么值得发掘之前，让我们先看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你认真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应该遵守这条规则呢？如果你很强大，或者对惩罚无所谓的话，为什么就不可以损人利己地过日子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悲观厌世但没有勇气自杀的人，你看到有人正在自杀，那么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你默默走开，没有救他，这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算是儒家最有影响力的一条道德箴言。1993年，芝加哥召开国际伦理大会，把这句话奉为“黄金规则”。各种文化背景里都有类似的话，如果对全人类的道德准绳取最大公约数，很可能就是它了。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追问一下：为什么应该遵守这个规则呢？
一般的答案会是：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个规则，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和谐美好。
这种答案，就像是最近这些年常见的那种“如果人人都坚持一年不买房，房价就会降下来”。道理当然没错，但要靠每个人的自觉性和毅力来达到这个“如果”，完全不可能。相反，如果别人都遵守这个规则，只有我不遵守，我就能够从别人的遵守当中占到很大的便宜。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会希望更多的人都来遵守这个规则，但自己例外。当然，像我这样想的人一定还有很多。
如果换一种答案：是君子的尊严感要求我们遵守黄金规则。我相信孔子会赞同这个说法，但问题是，且不说君子的社会早就不复存在了，即便我们还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小人显然才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而且从礼崩乐坏的现实里我们也能够看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那么再换一种答案：黄金规则是孔子说的，圣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听。
这种答案在今天更没有约束力了，还有几个人把孔子当圣人呢？即便我们还把他当圣人，但圣人毕竟也是人，我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话，而不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引呢？如果你问我“自己内心的指引究竟指向何方”？很简单，“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kǎn）轲（kē）长苦辛”。你应该还有印象，这是我在《昭明文选》那一周里讲到的。
你也许会说：“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因为他比我们都高明，听高人的指点肯定要比跟着自己的笨想法做事更明智。圣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到了遵守黄金规则不仅对别人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你自己同样有好处。也许短期的好处并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好处一定比损人利己更大。”
好吧，即便这是对的，但圣人被你这么一说，无非也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人，他之所以是圣人，并不因为他有多高尚，而仅仅因为他足够高明，能比鼠目寸光的凡夫俗子们看到更长远的利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孔子推下神坛，把巴菲特供上去呢？再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要拿利害关系说事。
这样看来，即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真是拿黄金铸成的，我们也没有很必要的理由一定去遵守。如果你很弱小，无论在哪里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你当然希望人人奉行黄金规则，但如果你很强大，没人奈何得了你，你也许更喜欢为所欲为，相信所谓道德不过是弱者抱起团来用稻草搭起来的藩篱禁不起强者的轻轻一推。稻草上挂不住黄金，只沾着肮脏的泥巴，只配被铁靴践踏，只在被熊熊大火焚烧的时候才有一点动人的美感……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你一定能和尼采做成朋友。尼采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孔子的，而不能听尼采的呢？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很想自杀但没有勇气，这时候你看到张三正在自杀，你会怎么做呢？按照黄金规则，你首先会换位思考：如果你处在张三的境况，会不会在自杀的时候希望被别人拦住呢？不，当然不会。你只会默默祝福他，希望他顺利死掉，死得别太痛苦。
正在这个时候，李四突然冲了出来，要去拦住张三。你会怎么做呢？你继续换位思考：如果你处在李四的境况，会不会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时候希望被人阻止呢？不，当然不会，所以你不该阻拦他。可是，是不是次序搞错了呢？是不是首先应该设身处地来替张三考虑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孔子，他最有可能会说的是：“如果事情真到了这一步，确实陷入了两难处境，但关键是，问题的前提就不成立，‘悲观厌世’并不是人的正常状态。如果反常状态也可以作为前提的话，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再比如施虐癖者遇到受虐癖者，如果双方都遵循着黄金规则，彼此一定都很苦闷。”
我们可以这样来反驳孔子：“凭什么你说常态就是常态，你说变态就是变态呢？同性恋到底是常态还是变态，你能说得清吗？‘悲观厌世’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常态呢？佛陀是和你同时代的哲人，人家的学说虽然不悲观，但的确是厌世的。佛陀认为，人生如同苦海，怎么活都是苦，生老病死没有一样不是苦。他之所以没有自杀，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因为他很清楚就算自杀也逃不出这片苦海，只有通过修行，涅槃了，才能真正地‘不活了’，逃出苦海了。所以他会教人努力修行，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乐观厌世派。佛教的版图不比儒家小，难道你还能说厌世不是正常状态吗？”
即便我们可以抛开这些干扰，也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底谁才算人？只要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这个问题非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荒唐，反而很有普世意义。比如坏人算不算人，异教徒算不算人，胎儿算不算人，蛮夷算不算人，“女子与小人”算不算人，如果不算，该不该跟他们讲黄金规则呢？
安史之乱的时候，张巡守卫睢阳城，杀掉爱妾给困守孤城的将士吃肉。这件事相当有名，但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东汉末年，臧洪被袁绍的军队围攻，绝粮之后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张巡和臧洪都是道德楷模，但在杀女人吃肉的时候显然并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把自己的道德强加在对方头上。
古代社会里边，女人要分三六九等，妾可以杀，但妻子不能杀，因为夫妻关系是很重要的人伦关系，夫妻关系的稳定直接影响着继承权的稳定，所以《诗经》的爱情篇章才会被儒家学者解读出那么多的“后妃之德”，但妾一般来说属于“财产”，往往是买来的，在家里毫无地位。既然她们的身份不是人，而是财产，当然应该被主人随意处置，黄金规则根本用不到她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