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丨《丑簃日记》里的几位书画家
□周维强
前些日子，有藏家拍得近世治印大家陈巨来给收藏大家吴湖帆刻的“铭心绝品”田黄印，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枚印吴湖帆曾盖在自己所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等珍品上。《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后为浙江省博物馆珍藏。如今这枚印章又归浙博，可谓“画印重逢”了。
吴湖帆《丑簃日记》1938年11月26日这一条里记录了他当年的购藏：“曹友卿携来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旦得此，为之大快。虽只盈尺残本，然是天壤剧迹，弥足珍贵，记此志幸。”日记未记购藏此卷的花费。吴湖帆重加裱装后，夫人潘静淑在画卷后隔水题“吾家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
“丑簃”是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的别号。日记的年头是1931年至1935年、1937年至1939年。吴湖帆日记几乎每天出现当时交游的书画家、收藏家的名字，他们常在一起谈艺论画、鉴赏古物、填词赋诗。而沈尹默、刘海粟、王季迁、徐邦达，在日记里更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记录，足可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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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7日日记写道：“沈尹默来，大谈书法，云力避北海、襄阳、松雪三家习气，而以不留意，时有流露，益见李、米、赵魔力之大。” 此亦可知尹默书法受李北海、米襄阳、赵松雪影响之巨。日记记载：吴湖帆说尹默书法“似薛道祖”，尹默“大以余为知己”。道祖，即薛绍彭的字，号翠微居士，长安人，宋代著名书法家。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元赵孟云：“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又云：“脱略唐、宋，齐踪前古，岂不伟哉！”吴湖帆说尹默字有道祖风，尹默引为知己。沈尹默1883年生人，此时55岁；吴湖帆1894年生人，此时44岁。
这一天的日记里还写道：“尹翁今年五十五，而且目力已衰至极点，然书兴甚浓，因除此外无可遣，并云连阅书报多不能，甚苦甚苦。”这也可知尹默此时视力甚弱，“甚苦甚苦”道出尹默心情。
吴湖帆接着写道：“翁待人待友情态诚恳，有人就教书法则尤惓惓侃侃，今日在此谈二小时光景，余得益不浅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明尹默待人和善，书学造诣深。
1937年10月19日记载：“今晚在誉翁吃夜饭。沈尹翁六时来同去。借去明拓《思恒律师志》与翁覃溪双钩唐本《庙堂》校本。”誉翁，即叶恭绰。《思恒律师志》全称《唐大荐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师志文并序》。《庙堂》即《孔子庙堂碑》，覃溪即清人翁方纲的号，翁方纲手自追摹双钩。这条记载透露：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学亦有深研。张充和跟沈尹默学书法，尹默不要弟子学他的字，要他们“找我的娘家去学”。张充和说：“老师啊！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叫人一时如何学得了？”吴湖帆日记里的这一条，可作尹默书法“娘家家族”之大的证据。这也表明，一个人在书画艺术上要得大成就，眼界须宽，“转益多师是汝师”，营养单一终会导致营养不良而影响发育生长。
沈尹默1939年离开上海抵重庆，但离开的日期，他自己没有记录。吴湖帆日记给我们提供了线索。1939年4月27日日记记载：“今晚为沈尹默先生有昆明之行饯之，而临时尹老因目疾不能来为憾。”5月1日记载：“五时……余驱车至沈尹默处，未晤而归。”5月1日傍晚往访尹默，不遇。此后的日记不再有见到尹默或与尹默聚会的记载，甚至1939年6月3日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病逝，日记中亦未见有尹默慰问的记载，这也说明尹默早已不在上海了。据上述日记推算，尹默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应该是在1939年5月1日左右了。
《丑簃日记》里关于沈尹默先生的记录，大约有十来条，包括尹默当时看了哪些碑帖，临了谁的字，文字不多，确称精当重要。我去年写关于沈尹默先生的一册书，吴湖帆先生的这几条日记给我启示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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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少时，醉心于刘海粟油画的色彩瑰丽、用笔遒劲、气韵生动、沉雄苍古、大气磅礴。所以每不以对海粟先生的非议为然。吴湖帆的一条日记，颇有意味。1938年1月7日的日记里记载：“午后为刘海粟题吴文中《武夷九曲》卷。此卷殊精绝，为文中画中仅见者，向为汪向叔物，今归海粟矣。海粟前数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备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今购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为善，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
文中，吴彬的字，明万历天启年间画家，莆田人。明代著名学者谢肇淛不轻许人，但在《五杂俎》卷七中，数次提及吴彬，其中有云：“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董其昌），金陵吴文中（吴彬），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三味。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人物、佛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后代，价当重连城矣。”对文中评价甚高。汪向叔，收藏家，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吴湖帆上一年11月22日的日记里已经记录说海粟“新近于离乱中”得到汪向叔这件旧藏。刘海粟1896年生人，此时43岁。吴湖帆1938年1月7日的这条日记既记录了刘海粟的艺术变化，亦道出了对一个人学艺“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的规律的认识。也表明吴湖帆还是许可海粟为“学者”，海粟经过少年的反叛期，“仍回学者本色，勇于为善”。我想起宋人陆游句子“工夫深处却平夷”，也因此联想到清代藏书家石韫玉的对联：“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义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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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迁是吴湖帆开门弟子，后来去了海外。《丑簃日记》1938年2月24日有记载：“午前季迁来，被余大骂一顿。不告取物，索必取归了事。季迁接近浮滑，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故迫令取归，以儆其藐视事端也。余素不轻易骂人，且小节不拘，此次因其胆大太妄，故特别训之，然余自恨平日太纵爱之也。”吴湖帆严责弟子，但更自责。王季迁系1906年生人，日后也成就为中国书画研究、鉴定和收藏的大家，声名卓著。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年轻时候的故事。《丑簃日记》公开出版是2004年9月，季迁先生则在上一年去世了。王季迁1973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吴湖帆先生“光风霁月”，“湖帆先生出身世家，天资卓著……一辈子好学不倦，从不表示自满；对于后进者又那么恳恳切切，提掖不遗余力”。这个时候，吴湖帆先生去世已经有五年了。
1937年3月11日的日记里写到了王季迁和徐邦达。徐邦达1911年生人，比季迁年少5岁。这是一个大晴天，南京委派舒楚石到上海为全国美术展览会故宫古画“来商接收办法”。吴湖帆推荐徐邦达为舒楚石做助理，日记里写道：“邦达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能实做。”虽然少年经验不足，但能实干，做助理正合适。王季迁听闻后表示愿意和邦达一起做这事。但吴湖帆以为季迁太忙，“不若邦达之终日暇也”，所以没有推荐。吴湖帆日记里又说：“余素主量才使用，不主党派专政。季迁余之弟子也，邦达余之小友也，做公众事，当以公正出之，不知季迁又以为余之偏见否？实事求是，悉凭人议，毋伤也。”担心季迁会不会认为自己有偏见，这恐怕也正好表明了吴湖帆其实也是处处想到了季迁，对季迁也是有偏爱的。
1938年2月24日的日记也写了徐邦达的一件事：“午后……博山、巨来、邦达相继来。邦达看了山樵若干时即去，去时犹留恋不舍，云明日能再来许观否？余诺之而去。”2月26日记载：“邦达来，专为看山樵《煮茶图》。”这几条可以见出徐邦达做事实在，学艺用心专注。徐邦达先生后来成就为中国书画研究及鉴定大家，也是所来有自。今邦达先生也已在2012年去世了，得享百岁高寿。吴、王、徐三位先生，以邦达先生最为长寿。我读过徐邦达先生的几种关于中国书画史及鉴定的著述，渊博而识见高明，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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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下，《丑簃日记》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变局、七七事变后的淞沪会战所做的报纸新闻摘录和自己当时身居上海的亲见亲闻亲历，约有七八万字，尤其淞沪会战三个月期间，每天日记几乎均为战事记录（也包括当时的华北战事的记录）。书生亦心忧国事，这部分日记我想是能够作为抗战史研究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的。
吴湖帆，苏州人，《丑簃日记》手稿连同吴湖帆先生其他遗稿，均已入藏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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