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说的每句话 一不小心就成了医闹证词
大姐长出一口气，“脚上长个血泡，多大个事儿，一个硕士、两个博士处理了五天。这事儿非得这么办吗？”
一
刘阿姨住院那天是步行进入病房的，一起陪同的还有她的女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请问哪位大夫负责我妈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女儿走进医生办公室，张嘴就来。
当时办公室里最起码有五位医生，这简直就是“有喘气的吗”的文明版。她如此讲话，办公室里更是没人理她。
正常的病房接诊程序是患者在护士站报到，由护士陪同来到床旁，交代病房注意事项后由护士通知医生接诊患者。当然，急危重患者例外。
所以，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位患者家属有点“不守规矩”，自然没人抬头。我受不了空气的沉默，往往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我先回应。
“大姐，您别着急，护士站还没通知我们，写完这个病例我就过去。”
“你啊？你不是实习的吧？我们可得找有经验的大夫。”
她这句话说完，空气彻底安静了。我十分确信这位大姐用白眼瞟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回病房了。
她这一走，办公室里的叹气声此起彼伏。
“这人怎么回事？”
“谁欠她钱了？”
“这人可不好惹，谁管她妈可得小心点儿，别费力不讨好，还让人告了，现如今，医生可真是没法干。”
医生会给每个病人和家属贴标签，比如难缠、和蔼、低调、聪明。例如医生之间常发生的对话，“刘医生，15床怎么样了？”“15床是谁啊？”“就是那个家属特啰嗦那个。”
我翻看着排班表，这位“难缠”的患者家属，刚好轮到我去面对。
到了病房，刘阿姨已经换好了病号服，满脸慈祥地看着我，她女儿在收拾东西。“您好，我是您的管床医生，我姓王，您住院期间有事可以跟我说。”这句话很职业，是我普遍的开场白。
“呵呵，您好，您好。”
刘阿姨今年76岁，给人的感觉很好，仿佛就是自己的奶奶，是那种拿着大蒲扇坐在树荫下看着儿孙玩耍的老人。
本来他们一家人准备去海南过年，出发前刘阿姨突感不适，发烧，恶心。女儿们带老人来医院检查，发现一项反映肾功能的指标高达700多，超正常值的5倍还多，门诊的专家直接开住院单，留下住院。刘阿姨说来住院挺方便的，出去旅游的行李箱直接提到了医院。
二
她女儿边收拾边对我说——或者说应该是对我说，因为她头也没抬，“真是你负责我妈啊？不好意思，小王大夫，刚才说话急了点儿。”
对待如此没有礼貌的患者家属，我自认为我是有权利不理睬的。
见我没说话，她笑了起来，并且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嘲讽，对着刘阿姨说：“你看，这大医院医生脾气就是大，年轻医生都这样，主任得牛上天。小王大夫，对不起了。本来我们机票都买了，到了医院直接让住院了，票也退不了，到了医院先交两万多，你们可真挣钱，大病小病先住院。”
干了5、6年医生，让我面对这样的说辞已经可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了。
我回答：“大姐，咱们先看病吧，我这儿给阿姨问病史查体，一心不能二用。机票应该可以退，我给你开个证明，盖上医院公章，以前有病人办成过的。那两万是押金，不一定能花那么多钱。再说，如果我肌酐突然700多，我可不敢出去旅游，这叫急性肾衰。”
我与刘阿姨大女儿的关系就这样变得很奇妙，她坚持叫我“小”王大夫，而且对我的诊疗措施百般不信任。我面对她也是一嘴的职业说辞，多一句也不说。每日的例行查房也让我忐忑，走到刘阿姨门口的时候总是长出一口气，建设好心理防线了再缓慢步入。
任何不明原因的肌酐突然升高都要十分重视，一方面肾功能的急速衰竭可能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治疗及时，可以逆转肾的损伤，避免进入痛苦的透析阶段。
这些道理本不难懂，但是大姐十分不信任我。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总要千方百计地找主任再核实一遍。这种对抗让我们都很累，这不是交流，是较劲。
两天时间过去了，刘阿姨的肌酐已经飙升到1000多，慈眉善目逐渐晦暗。早晨复查的肾功能结果回报，看到这个结果我的心也沉了一下。高龄女性，急性肾衰竭，凶多吉少。
我立刻向主任汇报，主任看了化验结果后对我指示：“立刻跟家属谈肾穿刺活检，交待风险，尤其这个家属，一定要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不要勉强。
“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这几个字也许应该做成条幅挂在医院大门口。几乎所有的老医生都在说这些。
很多医院甚至成立了医疗风险防控办公室，各科室把“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上报，由医院专门派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重金聘请法律顾问处理医疗纠纷。
三
我脚步迟缓地走进刘阿姨的病房，尽量不看她的女儿。
“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王医生，今天感觉不太好，身上没劲儿，走两步就晕，脸也肿了，腿也肿了。”
“尿呢？”尿量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天没怎么尿。”
我翻看出入量记录本，刘阿姨昨天24小时只尿了100毫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好的，阿姨，治病是个过程，别急，慢慢来，我给您调调药。”
我把大姐叫出来，一定要向她交代病情，即使我能想象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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