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爱尔眼科器官捐献协调员：“摆渡”在生死之间感受人性的光辉

30岁这天

金樱专门来到甘肃省红十字会

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

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这是她而立之年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也是她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回望

金樱是兰州爱尔眼库的行政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负责器官捐献志愿者生后角膜捐献事宜的协调工作。

从2016年开始，她和全国其他2000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克服种种压力，为更多渴盼着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人而奔走着。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器官捐献协调员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孤独”的职业之一。

但在金樱看来，所谓的孤独和不被理解都是暂时的。

从业四年，她明显感觉到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这让她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期待。

谈及自己的工作，金樱常说：“当你看到一个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会觉得特别有意义。”这是金樱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工作比较真切感受，也是支撑她做一个“生命摆渡人”的信念所在。

“那些器官捐献者的生命

真的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生命的消逝开始的。

因此，直面生死是每一个协调员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课。

虽然有着多年的临床护理经验，但面对一个生命的突然凋零，金樱仍然有些难以接受。

2016年7月30日，在甘肃庆阳，一位19岁的少年因不慎从山上摔下后意外离世。

他的父母比较痛苦，一开始是接受病情，想着孩子没了便火化。

后来听医生说可以捐献器官，挣扎之后，他们决定捐献儿子的眼角膜，让孩子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延续。

接到通知的时候，金樱刚调来眼库工作没多久。

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工作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培训时的书本概念上。

顾不上回家收拾东西，金樱便和随行的医生、护士连夜启程赶往庆阳。

那是她初次以协调员的身份参与工作，也是她初次真正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职业。

去往庆阳的途中，金樱在脑海中推演了无数可能会出现的场景。

她想了许多话来安慰孩子的亲属，先请亲属节哀、再感谢他们的义举，然后告诉他们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续……

但到了现场之后金樱发现，她想好的所有话术都哽在喉咙里难以说出。

“那个孩子才19岁啊，那么好的年纪，说没便没了。”金樱说，他们赶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脑死亡，但还在用呼吸机维持生命。

看着孩子的亲属在病床前痛哭，金樱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

她不敢再开口提捐献的事，因为她觉得这种时候说什么都特别残忍。

那天直到后面，金樱也没说出她早已准备好的那些话，她甚至不敢看孩子母亲的眼睛。

她躲在医生身后，做着一切有可能会帮到亲属的事，默默在心里记录着他们的悲伤。

这件事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金樱都特别难过，她开始有一点想逃，因为“受不了每天面对死亡”。

直到一个月后的某天，接受了这位少年眼角膜的患者复明后，带着锦旗来到医院。

金樱清楚记得，锦旗上写着：“黑暗进来，光明出去。”那一刻，金樱突然萌生出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其实我有点羞愧，我开始意识到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金樱说，自此之后，她开始从心底里接受这份工作。

也开始相信，那些器官捐献者的生命真的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如今面对死亡，金樱释怀了许多。

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个习惯：在器官摘取后的默哀环节，双手合十呈祈祷状。金樱说，这代表对逝者的哀悼、对家属的感恩，以及对即将开始的新生命的祝福。

“协调员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

是陪伴者、安慰者。”

在器官捐献协调员正式成为一个职业之前，“劝捐员”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职业比较直观的印象。

对此，金樱并不认同。

她认为，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和价值是陪伴者、安慰者。

2017年4月，一位26岁的成都小伙在兰州猝死，她的母亲提出想要捐献儿子的眼角膜，但又怕亲戚朋友们不理解，指责她没给儿子一个完整的遗体。“孩子的母亲当时比较矛盾，她想捐，觉得这是个好事，让儿子的生命得到延续，但别人的质疑又让她有些疑虑，为此这位母亲承受了较大的心理压力。”

金樱赶到后，并没像往常一样更多地对孩子的母亲进行劝说。

整个过程，金樱只是默默陪伴在这位母亲身边拥抱她，用肩膀承担她的泪水、支撑她的身体。

终究，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这位母亲还是决定捐献了儿子的眼角膜。

“特别感谢您愿意在家人承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做出捐献器官这么伟大的决定……”金樱像往常一样，对捐献者家属表达了感谢。

刚说出开头，捐献者母亲的泪水便涌了出来。

沉默了半晌，这位母亲说：“我儿子还那么年轻，他还没活够，你们把能用的都拿走吧，当他还活着，我们也有个念想。”

金樱说，这件事给了她较大地触动。

她开始思考，协调员这份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尤其在面对患者悲伤的家属时，她的内心往往特别挣扎：“他们已经那么难过了，我要不要和他们去交流？”

后来，金樱较少见面跟家属谈起捐献的事。

大多时候，她都只是站在他们身边，握紧他们的手，先陪着他们一起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别人人生中过不去的这个坎上，出现、倾听，让他们觉得有肩膀可靠，这才是我工作中比较重要的部分。”金樱说，自己的工作，换位思考和人文关怀特别重要。

让家属在生离死别的那一刻有一个安慰，哪怕能减轻他们一点点痛苦，自己的工作便是值得的。

至于能不能捐献成功，随缘便好。

“不被理解只是暂时

因为人性的光辉不可能被掩盖。”

自2010年我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诞生了。

每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上，都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捐献者面对死亡的绝望，一头是受捐者面对新生的渴求。

但正是这样一份意义重大的工作，在生活中却不被许多人理解。

“我们经常会去公共场合做一些科普活动，但基本都是一开口便被骂。”金樱说，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人体器官捐献还持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人们往往会怒不可遏地反问：“劝我们捐，你自己怎么不捐？”每当这时候，金樱总会拿出自己的捐献协议坚定地说：“我是器官捐献志愿者。”

当然，在捐献器官这样的生死大事中，协调员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

金樱说：“干这一行，经常遇到震撼人心的事情，会更有感触，让我一次又一次相信人性的光辉。”

让金樱印象深刻的是她协调过的一个50多岁的捐献者。“当时这个人已经是结肠癌晚期了，感觉自己快不行的时候，便主动向妻子提出要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金樱说，今年5月，她接到了捐献者妻子的电话，说爱人已去，可以去取眼角膜了。

由于捐献的相关事宜早在生前已经沟通好，这成了金樱职业生涯中协调较快的一起角膜捐献。

与家属沟通、办理相关捐献手续、向捐献者进行简短的默哀……一切都进行地比较顺利。

直到他们要离开时，捐献者的妻子拉住金樱的手哽咽道：“谢谢你们完成了我爱人的遗愿，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我去世后也要捐献器官。”

当天结束工作已接近凌晨，走出医院的大门，看着万家灯火，金樱突然忍不住哭了。“那一刻的感动和震撼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你会觉得人性的光辉太伟大了。”金樱说，后来有一次她去省红十字会，看到这位妻子真的去签订了器官捐献协议。

“我总觉得，这份工作是有魔力的。每次我想要退缩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让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金樱看来，那些不理解的声音肯定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性的光辉永远不被掩盖。

“我的人生的确因为这样一份工作

而变得不一样。”

一次器官捐献的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无数的“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

由于捐献的眼角膜尽量在6小时内摘取，所以每一次捐献，金樱都会经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着。”金樱说，意外发生的不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24小时待命。

选择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后的这三年间，金樱经手协调捐献的案例有16例，即便是在孕期，也始终保持着这样“说走便走”的生活状态。

对此，金樱似乎并没太多抱怨，她反而比较享受这样的生活。

是的，享受！

当许多人都担心协调员成天面对生死会积累太多负面情绪的时候

金樱自己却觉得

生活在这个世界

无论愿不愿意

都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

一旦发生，必须要选择面对和坚强

“我的意义和作用，便是在家属痛苦、困难的时候，陪伴他们。

我的肩膀上沾满了无数家属的眼泪，但真正达成病人和家属的心愿之后，他们更多的情绪则是感谢。

一件不好的事情，有一个相对圆满的解决，也是好的。”金樱说，自己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劝慰自己，化解那些工作中的负能量。

让金樱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便是她自己的人生，的确因为这份工作而变得不一样。

看多了生死，金樱较大的感受是珍惜当下，回看自己的人生，她发现，自己对于重要性的定义和选择也有了变化。

“比如我以前经常睡不着，会因为一个事情特别钻牛角尖。但我现在不可能了，我觉得人生苦短得活得洒脱一点。”

谈起未来，金樱说，希望自己能为更多的人送去温暖和光明，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

“你知道吗？今年的新数据，我国已经成为全亚洲器官捐献较多的地区，这是每一个协调员都想要看到的结果。”在金樱自己眼里

“摆渡”在生死之间，是她的职业，更是她发自内心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