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律”：粮荒 大起义 改朝换代
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事实上存在一个“周期律”，这就是由粮荒到引发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改朝换代。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解析。
□物非天予，终须地出：古代曾因粮荒发生一幕幕人间惨剧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出自《汉书·郦食其传》。当时，刘邦正在跟项羽交战，被困荥阳，因军中乏粮一度打算西撤。郦食其在向刘邦献计时说了这句话，建议他去夺取有大量秦朝储粮的“敖仓”。
“民以食为天”这一说法，由来已久。郦食其其实很难独占“原创首发”的标签，更何况他当时说这话的语境，并非出于爱民的考量。
这句话实际上只说出了半截子，后面原本应该加上，诸如“民无食则变天”之类的字样。到此为止的缘由，一是不言而喻，二是有些犯忌。
古人每当谈及粮食问题时，还经常说这样一句话：“物非天予，终须地出。”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古代出现粮荒原因的一个高度概括：要么是天灾，要么为人祸，更多的则是二者兼具。天灾无需多做解释，人祸一般包括：赋税异常沉重，已经超出地中所产；兵役劳役繁多，从事农耕失去基本的时间保障；土地大量兼并，失地人口众多。
孔子最早将君民关系喻为舟与水
一旦天不帮忙、人又添祸，粮荒必定如期而至。在此，不妨从史籍记载中，挑出几个例子。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为了尽量减少饿死的人口，汉高祖刘邦甚至不得不制定一项特殊的政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卖儿卖女竟然成了“救命”的政策。
《资治通鉴》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时逢战乱，百姓饥饿，豆比金贵，一斤黄金只能买豆五升。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长安城空四十多天，强者四散，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地区白骨遍地、荒芜人烟。百余年过去，当西晋文学家潘岳出任长安令时，所见还是残壁断垣，满城不足百户人家，只能找出四辆车子。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末年，冉魏政权的残余势力，被前燕军队围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境内），因城中粮食消耗殆尽，后赵国君石虎当年强征的数以万计的民女，都被守城兵卒当做“口粮”吃掉了。
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江南地区连遭旱灾和蝗灾，百姓采草根、木叶、菱芡为食。这些东西吃光后，仍不见转机，于是死者蔽野。平时“酒肉臭”的富户，此时也饿得骨瘦如柴，只能穿锦衣，怀珠玉，躺在床上等死。
隋末唐初，江淮之间有个名叫朱粲的军阀，不务稼穑，专事剽掠，一旦军中无粮，就拿妇女儿童作“粮食”，为此他公开向附近各地索要老弱人口。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关中储粮用尽，饥饿难当的禁军士兵呼喊：“把我们关在军中不给饭吃，这是把我们当做罪犯啊！”当粮食终于运来时，他们又欢呼万岁。由于连年饥荒，当时军民都是一副瘦黑的模样。后来新麦上市，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个醉汉，竟被人称为“嘉瑞”！但许多人由于一时猛吃，却又活活地撑死了。几个月后，人的肤色才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人类一旦沦落到此种绝境，什么君权、法制、道德、文化……，统统都得靠边让路，为了自身的生存，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拔高”还是“就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农民起义
在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农民是构成社会的主体成分。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必然揭竿而起。这个道理简单而原始：造反可能死，也可能活；不造反，则唯有一死。
对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封建时代是一成不变的，官修的正史当中，一律使用“盗贼”这个专有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民大起义重新进行评价，将其拔得很高。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摒弃，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享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空间和言论的自由，一些人开始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意义和作用，产生怀疑，甚至提出了质疑。
陈胜吴广起义是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面对这样的起伏变化，一些学者感到困惑，有人试图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作出一些具体甄别，譬如分析其领导者是否来源于农民阶层，其构成主体是否为农民，其对农民的态度和政策前后是否发生明显变化，等等。
个人认为，这种调和的努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抛开意识形态，从纯粹的史学与史实来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失、记载不实等原因，事实上后人无法充当这种裁判角色。
个人又认为，对古代农民起义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反复，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人要“拔高”，有人在“就低”。说好的，什么都是好，都予以充分的肯定；说不好的，则什么都不好，一律斥之为“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从历史记载来看，古代一旦农民起来造反，其破坏力确实也相当惊人，攻城掠地，烧杀抢掠，受到冲击的并非只是统治阶层，对那些没有参加造反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跟统治集团内部的恶斗，并无明显的区别，同样是一场战乱和浩劫。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只是一味“拔高”，那么对相伴产生的破坏力，也就需要作出全面肯定，甚至予以歌颂，这就难免让人产生怀疑乃至反感。
如前所述，历史上凡是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农民面临着难以生存下去的问题。农民一旦没有田种、没有饭吃，被迫卖儿卖女、乃至易子而食，起来抗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如说属于“动物本能”。如果仅仅依据相伴出现的“并发症”，就对其予以否定，那么逻辑岂不是成了“只怪你生不逢时、活该”吗？这显然属于一个悖论。
西汉官员龚遂主张安民而非胜民
综合起来分析，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原罪”必须由这个朝代的统治者来担负，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君不爱民，民必弃之。至于某支农民起义队伍的成与败，军纪作风如何，是接受了“招安”，还是沦为新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不是应当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分析评判的事项，类似于一个朝代可能出了几位好一点的君王，也避免不了亡国之君。
总之，对于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评价，一味“拔高”固然值得反思，但仅仅依据其造成的阶段性的经济倒退和社会停滞，就对其推动历史发展的总体和长远作用，予以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作底线思维的明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一字不讹的原文，当出自《贞观政要·论政体》，内中记载唐朝大臣魏征曾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魏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只不过提炼古人说的话。明确地将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当推儒家的鼻祖孔子。《荀子哀公》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孔子对鲁哀公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古代中国出现过不少有关爱民的思想和学说，其中许多经典的言论，时至今日，依然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在此聊举数则：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汉文帝奉行与民休息政策
“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与仇者，有迟有速，而民胜之。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贾谊《大政上》)
“国无民岂有四政! 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唐甄《潜书·明鉴》)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堪称真知灼见的话语，大多出自古代思想家和学者之口，它们有如一颗颗散落的珍珠，真正能够将其串联起来、作为治国大纲的封建君主，并不是很多。
古代历史上，在亲民爱民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位君主。他不厌其烦地将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而且努力付诸施行。他曾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些话语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李世民乐于接受和奉行君民“舟水”说，实际上是在作一种“底线思维”：一个王朝要想实现世袭罔替，就不能失去民心。
史载：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下令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却遭到了大臣张玄素的强烈反对。张玄素首先描述了隋朝为修宫殿，兴师动众运输巨木的情景：附近山上没有大树，需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拉一根木柱，用圆木为毂，不一会就摩擦起火。改用铸铁，走不了一二里，也破碎了。只好又另外安排数百人携带着铁毂，以备随时更换。即使如此，一日一夜也不过行二三十里。计算运输一根木柱的费用，就得花去数十万，其余的开支可以想象。这是他当年亲眼所见。接下来他尖锐地提出批评：“陛下役使饱受战乱的老百姓，因袭隋朝灭亡的弊端，我认为已经超过了隋炀帝！”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见张玄素居然把自己跟暴君隋炀帝相提并论，李世民的情绪很激动，反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与夏桀、商纣相比又如何呢？”张玄素毫不相让：“如果这件事不停止，恐怕也要和他们一样，同归于乱！”这句话像是一剂猛药，立即让李世民清醒过来，不仅同意停建，而且还赏赐了张玄素。
底线思维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说明即使是唐太宗这位被后世一致认定的明君，其奉行亲民爱民的政策措施，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维系自家的长久统治。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封建专制时代，所谓的明君何其少，而昏暴之君却层出不穷。
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古代的官员。有位读者在本专题的一篇文章下面，写出了这样的评论：“历史的事，故事里的事。”本人非常欣赏这句评语。揣摩这位读者的话意，当是说，像故事中介绍的龚遂、黄霸、辛公义、阳城、何易于这样的爱民如子的好官，古代并不是很多，难以普世。
的确如此。实际上，本专题介绍这几位古代官员亲民爱民的故事，也并非有什么推而广之的考量，只是他们的故事曾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让读者了解到，以民众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我们的先人也是有认识，并有人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努力。历史是一面多棱镜。这些良好的理念和作风，无疑应当属于我们民族和文化的一个闪光点。
【说明：本文系作者系列文章「读通鉴讲故事」“爱民篇”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