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剥夺了教育者们的惩戒权？

关于教育惩戒权，虽然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也是一个仍然含在嘴里犹犹豫豫吞吐不能的话题。

首先声明:笔者所言的教育惩戒权并非脱离了体罚的“温柔”式惩戒权，而是含有适度体罚的尺度分明的惩戒权。这样的惩戒能让在尊师重道的轨道上脱轨的学生受到必要的训戒，让扬扬得意于对同类施以暴力者也品味一下痛苦的滋味。否则，和风细雨或蜻蜓点水式的惩戒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触及和矫正已经日渐扭曲的灵魂，相反的还可能因为惩戒力度不够，而使其更加无所顾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历来是人类活动颠扑不破的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相报，也是大自然的既定铁律。让年幼的学生尽早明白并自觉遵循这些法则和规律，知荣知耻，树立规则意识，强化敬畏心理，有什么不好呢？

不要再把已经发霉的“快乐教育”、“赏识教育”、“爱抚教育”这些假货再拿出来晾晒，正是它们的“热销”和泛滥才导致了今天教育上纷纷乱象的发生。君不见，心入佛系之门，身如和尚撞钟的教育者已络绎不绝，校园暴力中抱着能奈我何的心态有恃无恐者频频现身，一言不顺就做出极端行为的丑剧屡屡上演……为什么上溯千年的中国教育极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古代的教育方式更“快乐”，更“赏识”，更自由“释放”吗？恰恰相反，答案是否定的。相信任何一个炎黄子孙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方式都耳熟能详，这样说并非全盘复古之意，而是要唤起大家对古今教育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

我们追根溯源之后，发现所有问题都指向一点:曾经被改头换面山寨包装的西方教育理念的粉墨登场，媒体的推波助澜，个别一知半解的专家学者的鼓与呼，这阵阵异味正迎合了中国式家庭溺爱教育的变异“味蕾”，由此形成了畸形教育理念的蝴蝶效应。我们的百姓和官员，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毫无幸免地被感染、被愚弄、被洗脑、被换肾。到如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教育惩戒权，仍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教育惩戒权的被赋予究竟是一种破天荒之举，还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回归？相信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后者。

既然是一种回归，那么是谁弄丢了它，或者强行剥夺了它生存的权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它再次难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泛滥的所谓“人权”思想。试问，人权和教育惩戒是否相关？退一步来说，又有多少关联？依笔者之见，即使有也只能说教育惩戒正是为了有效地履行和规范人权，让应该得到尊重者得到尊重，让无辜的弱势者不受到伤害，让教育秩序的“出轨”者不至于走的太远。

事实上，谈到教育惩戒就无可避免地会谈到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举足轻重，而家喻户晓的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方式，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合力影响，已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过度的骄纵和溺爱，导致了过多的孩子说不得、碰不得，独尊自私，无视规矩，心理放任，言行放任，承受不得一点儿委屈，承受不得一点儿挫折，人生观和价值观畸形扭曲，生命意识淡薄。同时，物质的过度丰富以及生活的随意铺张，也一直助推着无聊而虚荣心理的壮大。这种骄宠和放纵的结果是什么？笔者不敢妄加揣测和断言，但却实实在在感到担忧。

应该说教育惩戒权的理性回归是一条正途，但要把它变成塞翁失马式的回归或许也并不那么容易。孔子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教育负重前行的路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