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之：从富顺古诗路过
作者:了之
喜欢思考的人不难发现，人生，就是每个人去走完自己的一生。但这里面却有一些简单的规律。首先是从来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大致都分成了三个阶段。人们在对青少年阶段，往往都会有很多形容，比如追逐太阳，捞社会，赌明天……总的来说，就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乐观向上，满怀希望，踌躇满志，斗志昂扬……但人一过中年，不管在外表上似乎还有些什么想法，还如何不甘心，如何雄心大略，意气风发；而在潜意识里，讨生活，度春秋，混社会等的，却早已悄悄地在心田里扎下了营盘，建立起了根据地。至于到了老年之后，他们无非就是一门心思的安度晚年了。读“研究孙”享天伦之乐，喝喝茶，唱唱歌，跳跳舞，打打牌……或者满世界乱跑，看似成天都疯癫颠，乐呵呵，实也就是绝对的混日子在等那啥了。
其次，虽说人与人基本都一样——从基本基因、肌体、机能与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机制——但其实还是又可去分很多“种”和“亚种”——不管科学家们是否有所发现和认定。人在实际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基因、血质、生命能等，仍然都或明显或细微差地存在各式各样的个体差异性——尤其是在出生、生长环境与经历遭遇等方面，更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那也就一定有造成体能、智能和心理等方面的千差万别，形成了所谓的“人有百姓（百性）”，“人间百态”了！
我也绝对就是个等那啥混日子的人。只是我不属于那一定就必须什么不什么那种有固定追求的人；我总是会东一会儿什么，西一会儿又什么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毫无定性。比如，要醉就醉他个天昏地暗，要闲就闲他个百无聊赖，要动就动他个精疲力尽……一切的一切，就凭个一时一时的兴致。
偶然打开了苏铁生、何光中的《富顺古诗三百首》。富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从来都以富顺为骄傲；但我又从来就不是个地方主义者——爱家乡没有错，但成为地方主义者就未免狭隘。富顺确实有许多荣光，可哪里又没有自己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荣光呢！
其实外省人看四川，第一眼所看到的首先是四川的脸面，衣冠。富顺大概就是四川冠上的一颗珠子吧？华美的头冠，从来就不会只由少数几颗珠子所构成。说起文化，必须承认富顺的一定优势与骄傲，但在“富顺才子”后面，不是还缀有“内江官”么——在过去，官与才子从来就是不能分家的。所以这无非就是提法的差别罢。再说了，人家说眉山（眉州）和安岳（普州）“西眉东普”的，也并不比说富顺内江的要少。还有成都和成都周围一转的温郫崇新灌等，又岂可忽视。
如果要按照老四川说，什么阆中之类等等；再加上文化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什么考古方面的金沙、大树堡、茶马古道文化……非遗方面的凉山火把节、巴塘弦子诸如此类……就更不要再去说旅游文化和江南才子这些的了——我们这些富顺人，是绝不可以孤陋寡闻或视而不见去“富郎自大”的。尤其是，如果患上了潜意识心理病，动辄就不实地、无底线地去夸大许多东西，躺在历史的光荣簿上自慰、沾沾自喜，不思进取，那就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值得我们去特别警惕了。
从严格意义上（富顺人所写）所讲的富顺宋诗，在苏何本里也就杨光和陈骧的七首。就诗论诗客观地讲，这几首也有相当不错，也并不输给许多名诗！就思想性来说：杨光的“手眼无非利物心”，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只是在不同位置上同出一辙的感受罢。要讲写景，陈骧的“春风杨柳早藏鸭，秋水芙蕖晚著花”，“鹭盟欧社日追逐，识面龟鱼惯往还”等句子，也相当出彩。惜只惜，所谓名句，是名与句的组合。而他们俩，只不过是西蜀南部丘陵富顺土地上的一“清士”，一选任知监，可谓是：地不配诗、名不配诗啊！
到了明代，富顺文化迎来了历史的最辉煌时代，进士举人方阵，颇为华丽壮观，有几人还做到了管事（北京班子）或不怎么管事（南京班子）的尚书。在文学方面，倒是首先出现了晏铎，被称为“景泰十才子”之一。这一称谓，首见于嘉靖三十七年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换话说，只是个人见解。并且，除了王世贞所选选出的十人以外，在明末清初的名文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里，又还将其他如徐震、蒋主孝，也列在其中——那么，所谓的“景泰十才子”，也许就不一定是指固定的十个人的特指，而可视为一个泛指，即一个文学团体了？
在隔了六七十年继晏铎之后，富顺又出了熊过，被称为“嘉靖八才子”和“西蜀四大家”之一——前者倒是在《明史·文苑传三·陈束》有载，但熊过可能因谪贬隐没，并没进入到稍后影响甚大的所谓“前七子”（杨慎不是也没有嘛——可见文学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政治统帅下一小兵的命运）；而后者却不知所出——虽然，若将此四人拿出去横比，肯定也不输同期各地顶尖文人，但估计，这也还是我们蜀人的自封罢。除此以后，虽然后什么所谓“后七子”、“吴中诗派”、“公安派”等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富顺人却就不再有见经传者了。
不见经传，不等于没有好诗。在成化、正德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影响之下，富顺明诗在总体上比较浓厚的“台阁体”“八股”味，已或多或少地有所脱胎换骨，并也在随着时代和诗歌理论的发展进步，有些人也算走得较远，因此可圈可点者也不为少。就在这里所选到的几十首诗里，周载的《富顺西湖》、胡璧的《西湖书院》，都颇具特点；熊过的《吟紫芝》（《玛瑙山其二》）《赠别》、万邦宪的《银蛇溪》、刘时俊的《杂兴之二》、刘泌的《闻边警》、尹韧兰的《乍晴》等，也能让人眼前一亮。就其他所余，也还是都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清代诗歌，在总体造诣上高过了明诗，成为唐宋之后又一个重要时期，并流派纷呈，诗学主张也多样并举，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这是公认。虽然此阶段富顺才子的阵容已明显式微，但诗歌仍然还是在随时代步伐而发展进步。像进士刘菃的《还江阳二吟》，就较好地体现了继明开清宗盟诗坛五十年的钱谦益对诗的主张——钱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等在诗里的重要性，讲求“诗有本”、诗有真情；同时也体现了清初诗坛声望最高的吴伟业，追求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
举人范璐，大约是因为王士禛所取之仕，所以他的三首《巴江柳》好歹也是走了王士慎的所谓“神韵说”的路子？王要求诗歌要含蓄深韵，言尽意不尽；并以此为宗旨，去追求清幽淡远，而不可凑泊，要富有诗情画意。进士庶吉士知县郭于璠的《解组还里到家漫赋》二首，胸怀坦荡磊落，也还是颇具了其后点的郑燮板桥之风范。而最能体现乾隆嘉靖袁枚、赵翼、张问陶性灵派主张的，则是贡生周祀的《湖楼逸社》，举人刘匡的《读易洞》，贡生罗文玉的《与张义文刺史论书法》……此外， 乾隆、嘉庆时的翁方纲的肌理说，追求义理——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追求文理——言之有序；要以诗律、结构、章句等，作为做诗的法则，要言之有物……这些都对富顺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富顺清诗里可能有所缺失缺的，或许就只是清初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倡导的具有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色调的这类——是因政治缘故，而没能留下，还是富顺历史文人本身就不带这样性格？这是个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讲，富顺才子除宴熊二人而外，终归都不属于文坛之人，他们的诗作，也都就是些纯官员文人之作。但是否进入了文坛，却是唐宋之后的诗歌的沉浮的关键嘛。说到底，你富顺就是个小地方，许多人本身就根本没有进入到能引导文学潮流的圈子里去的可能。所以，在大范围内，富顺的古代诗歌基本没有什么名气，这很正常，这与好坏也并没多大关系——如果是倒还有什么名气的了，那才是怪事了呢！
诗歌的好坏，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精确标准的。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于是要得是好诗，当然诗首先得一定也要有相应的质地，再就是要有名望——作者的官阶头衔颇高、轿夫吹鼓手阵容庞大等，并还要能尽力浮在历史的面上——譬如在今天，你的诗总能在大网站置顶！而富顺的古诗，即便就是到了现在，如果只要具有足够强大的经济能力，去拿下那些弄潮的学者名嘴，拿下许多大网站，拿下许多电视台的相关大栏目……无需置疑，就这些富顺古诗里，也都就一定会述叨出不少的好诗与名句来！
好在，我的这次路过，也并非单一地就只奔诗歌欣赏去。 一首诗，其实她并非就是仅仅的一首诗。透过这首诗，里面总会有无数的光点在其中闪耀。她总是会把作者的心灵与知性，把作者一定的人生经历、生态，还有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等，都有所反射或折射。并且这种由里而外所反射折射出的东西，又常常总是会比我们从表面去对她的附加，要来得更为真实。由此，我或对诗的背景作者经历，去作一定的介绍；或对诗对作者生态、心灵和知性，去进行一定的解读分析；我的关注点往往更是放在了对命运原因的探讨上。
又为了使这些，都能在这首诗的特定的大系统里尽可能和谐并不出现太可笑的矛盾，我也常去对我们的许多认知进行一定的考证。然而，我却又并不一定地以所谓的“存史”“证心”，为我这一学习历程的目标和信仰——当人类在用自己的主观认识去面对任何客观时，在两者之间，从来就总隔着一层膜、甚至会是一段或大或小的距离。更何况，当客观中的这些背景、经历、知性和心灵等的，都早已过去，成为了历史——而历史，则意味总会渐去渐远，意味着模糊，意味着湮灭、钩沉和消失——而成为我们的认知史，其实更主要是我们的奋斗史，我们的心灵史，以及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理想。
对于这些，我也并非一开始学习，就早已经认知得清清楚楚。所以一开始，我的记录，也是之其简单，并且还不但比较分割且单一，往往就写个百多字或者几百字——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五年大学汉语言文学学习的这一小碗水，早已打倒得差不多的了。当面对着“富顺古诗”这只三朝古文化的大桶，那点水倒进去，竟连影影儿也没有——连桶皮也没能打湿！于是就慢慢去学习，去探究……但从一开始起，我就不断遇上许多几乎无法去打通的穴道，于是就质疑，就考证，去思考和去感悟……继而才发现了些相对的正确与真实；发现了这些上面所提到的各个方面，原来其实融为了一体，是个整体的存在。单一的叠加，只会于客观更远。于是，越学越有心得，愈有心得，叙述欲愈爆棚，一不小心，经常只在一篇里，三千多字就出去了——幸好我还总是随时不断地用“克制”和“不必执着”来提醒自己。
即便这样，大略统计了下，也加注介绍了七十七个古进士、举人、贡生、廪生的九十九首诗，拢共写了二百六十多条注解；如果算上对评述里所用术语的不断解释，真可谓不计其数无法统计。由此抄录或者牵涉进的相关古诗，也多达六百余首；并对所介绍者的性格、生存环境及一些历史、历史人物、古地理、古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社会知识等，都或有涉及；也谈了许多纯属自己个人的观点、认知、体会；还对一些我们的习以为常，以讹传讹，或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考证、校误，或表示存疑。天南海北，东拉西扯，鳞鳞爪爪，点点滴滴，漫无疆界……竟就已奔二十万字上下（习惯算法）的去了。
我也时常去问自己：这有意思么？答案是：存在皆合理——这日子，不总也是需要有点什么的去混着混着的吗！再说，疫情特殊时期，闲着也是闲着。虽不敢所谓“录既往事惟求周详，惠后来人无非鉴戒”（谢持女婿、首任自贡第一任市长曹任远博士语），但倘若能为我们的认知、心灵、愿望和理想，添一块砖加一片瓦的，岂不也是大好？退后一万步地想：夫子不是曾有曰：“朝问道夕死可矣”吗！
我极不同意以“诗无达诂”为理由，去说给古诗加点注释，谈点感想什么的，就是“狗尾续貂”！所谓“诗无达诂”，本是汉朝的董仲舒，站在自身特定的立场上，去批判当时有的人的所谓单从诗歌某局部意象性特点出发，对《诗经》等，因主张强调“诗言志”而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所谓断章取义而所发的“噪音”。这本来就具有相当的特指性和时代性。但后来，人们便把这视为了一种对诗歌的专门学习理解的方法。强调对诗歌的阅读，一定不能只停留在单纯的文字上的解释上，而更重要的是从语境美学上去捕捉诗歌的意象、境界甚至诗人的心灵，更要注重意会，更要注重诗中事物之间在深层次结构上的契合与振荡等等。问题的问题是：诗歌，首先是语言艺术，这里，语言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不言自明。由于语言的时代性，再加之百多年前的那场“白话文运动”，我们的语言进行了一场蜕变性的大革命，古汉语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那就简直完全是另一套不同的语言系统的嘛——甚至简直就是一道我们“畏途巉岩不可攀”的山崖。而富顺古诗的风景，却就在这条山崖上面无限风光，不能爬上这道山崖，又何以谈“貂”，何以欣赏，何以谈传承与发扬！
具体说来，且就不说那些在今天一般早已不再使用的典故和在各个方面的名词等，也不说那些今天早已不存在的古例制、古传统习俗等，单说翻开《新华字典》就都可以清楚，今天绝大多数的常见常用字词，它们几乎无不都有衍生出无数的义条；虽然诗歌里许多字词的意思，确实也是不一定就需要去确切而使其具有艺术之张力的可能更为适宜；但在有的地方呢，却又是必须去加以确切认定的。不然万一有理解错，就可能与诗句的语境、诗的意境、甚至诗所处系统的大背景而相悖——因望文生义，而牵强附会，而风马牛不相及，而南辕北辙，而郢书燕说……
富顺文化推出了《富顺古诗三百首》，这是富顺文化的大手笔，也是富顺文化与富顺古诗界的莫大福祉。她对富顺人民能去更真实地了解家乡的历史与辉煌，以及进一步打造富顺文化传统和富顺人之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帮助。可是如若就以当下的这种存在而存在，我是真不敢去相信绝大多数的富顺人和爱好者，就全都真就能去轻松地读懂这部博大精深之恢弘书籍——总之我就不能读懂！假若绝大多数人也都像我一样竟不能去读懂的话，那该书的实在意义不也就大打折扣的了？我们总不能仅仅就是为了推出这本书而推出这本书吧！狗尾续貂，这是个极其贬义的成语，大致天下人都不想去沾边，唯恐避之不及。可是，如果将此滥用于给凡古诗加注作评上，恐怕就有不当而过分之处了。我相信，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直至清代诗歌，无不是因有人不避讥讽，去加注点评而能流传。而这样那样些的许多注释点评，确实既有良莠目珠之分辨，但也有百花百家之义存。争奇斗艳，相互砥砺，舟沉帆过，本就是所有事物和历史之发展规律。而所有非善意的讥讽，都应该去看作是人世间的负能量。
退一万步后来说，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所焚尽皆儒家或者社会学说之类的书籍，到董仲舒把对诗经所发出与儒学不和谐之噪音（例如在董的眼里，“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素餐”，应是“白吃饭”，而有的人偏偏要去注释为“无荤之餐”）称“狗尾续貂”；从天下“唯儒独尊”一切皆为旁门邪说，到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培根的“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到日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要求对一切曾经，都必须有所质疑和审判；从昔日的哲学盛行，到现实的功利走红；从过去的不苟言笑，到时尚着“娱乐精神”……历史演变的趋势，似乎也并不是没有迹可循——狗尾续貂就狗尾续貂吧！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引晏子（婴）语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曰：若能以一得之见，去填补一失之忽，足矣！
更有唯自娱自乐
2020/05/27初稿于五虎山清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