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夫卡的手稿的世纪“审判”

1924年，德语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死于肺结核，留下了一张遗嘱字条，给一直追随他的好朋友，同时在之后作为遗嘱执行人的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而这或许是20世纪的作家中留下的最不高明的遗嘱。

“亲爱的马克斯，”遗嘱信上写道，“也许这次我再也恢复不了……”接着他在遗嘱中写到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几个小说，其中包括《审判》和《变形记》，“一切现存的其他东西，所有东西毫无例外地都要烧掉，我请求你尽快这样做。”卡夫卡向朋友这样请求。遗嘱就放在了卡夫卡的桌子上，卡夫卡父母在布拉格的公寓里，他40年来一直生活在这里，除了去世前的最后一年。这张字条留给布洛德一个糟糕的困境。这些作品真的都要毁掉吗？

22年前，两人第一次在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法学院学习法律时相识，经历了“灵魂的碰撞”之后，被认为是文学天才的布罗德，认定卡夫卡为他人生中的伟大使命。卡夫卡对写作有着强烈的欲望，但对写作的价值有着同等的绝望。1910年他向布罗德坦白说，他一句愿意承认的句子也没写出……这些句子在我手中逐字瓦解；我看到了它们的内核，必须快点停下来。”

如果不是布罗德作为朋友拥护着他的天分，卡夫卡很可能在死前就毁掉了他的所有作品。布罗德承认，“有时候，我像一根棍子似地站在他身边，换着方法一次又一次地逼着他，强迫他。”作为知己却这样欺负他，卡夫卡可不感谢他，但布罗德并没有因此让步。他了解他的作品和它们的独特之处，也知道卡夫卡的这些特质，总有一天会以“卡夫卡式”的形式被人们记住。

布罗德选择了忠诚于文学作品，而不是作家。他没有听从卡夫卡的要求，烧毁他留下的所有笔记本、未完成手稿和信件，而是将其保留下来。在谈到他为出版卡夫卡的作品所做的努力时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朋友的帮助，哪怕违背这位朋友的意愿。”然而这在后来引起了一场法律诉讼，与小说《审判》具有类似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诉讼几乎从1968年布罗德去世持续到当代。

1939年，布罗德在纳粹到来之前逃离布拉格，破旧的行李箱中带着卡夫卡的遗留的文件。巴林特说，流亡的布罗德“是带着一座图书馆的难民。”这座图书馆里，装着卡夫卡对未来恐怖的所有预见性恐惧。布罗德长期以来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选择去了耶路撒冷。战后，他致力于编辑包括《审判在内》卡夫卡手稿。布罗德死后，他将所有卡夫卡的文件，包括卡夫卡和费利西·鲍尔（卡夫卡最一直爱着的人）之间的一叠未发表信件，交给了他的秘书埃斯特·霍菲，而没有留下明确的指示要怎么处理。

以色列图书馆这时提出，可以将卡夫卡的文件交给图书馆下面的档案馆保存，埃斯特·霍菲拒绝了。霍菲选择在拍卖会上卖掉了她称之为“珍贵财产”的部分文件。德国文学档案馆（ 位于马尔巴赫）花了100万英镑买下了《审判》的手稿，而在霍菲于2007年去世(享年101岁)前，德国档案馆正在与她就剩余的藏品进行谈判。 霍菲的两个女儿露丝和伊娃声称对这些文件在法律上享有所有权。

到了这个时候，这场大型法律纠纷才真正开始了。以色列和德国通过各自的图书档案馆代理，在遗嘱认证法庭上提出异议。霍菲的女儿之一伊娃，2007年首次出庭为自己的权利辩护，但2012年的判决结果不利于她，2015年的上诉也失败了。

作家本雅明·巴林特将整个诉讼过程写进了《卡夫卡最后的审判》，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天才传记，不仅描述了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庭审传奇，同时也梳理了卡夫卡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在对一个多世纪的德国—以色列历史追溯中，试图界定这位20世纪最为神秘的作家原本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