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访谈（下篇）：开启全球化媒介智慧传播新时代

中宏网北京9月3日电（记者 王镜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20年媒体融合迈进新阶段。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胡正荣

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就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及推进媒体融合相关议题接受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伴随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老而年青的中华文明正在焕发日益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正以从未抵达的历史新高度积极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国际义务。眺望未来，您认为人类媒介生态将历经怎样的涅槃新生之路？中国在此进程中将如何更好的创树中国的新话语体系？

胡正荣：我们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媒介生态正在开启智慧传播新时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智慧传播时代，我们国际传播应该实施更加有效的战略与策略。

第一，建立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工具，社交媒体成为社会交往和舆论流通的重要场域，同时，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再次改造了媒体图景。我国的国际传播主力军应当更加注重新兴媒体、新兴技术、新兴终端的运用，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自2015年我国全面进入4G时代以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通过设备更新改造、技术创新升级、组织结构调整、运作流程重塑、人才结构优化等方式积极开展全媒体建设，探索出了中央厨房、网络电视台、云平台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媒体特征的运作模式。但从全国一盘棋、全球一张网的角度来看，全媒体体系结构中只有中央级媒体是不够的，应将各级主流媒体、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平台纳入体系之中，还应包括能够为众多机构、广大公众实现国际传播赋能的开放性平台和专业数据库。

互联网发展已经走过了门户网站时代（以流量为核心）、社交媒体时代（以用户为核心），正走向智能媒体时代（以数据和场景为核心）。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经由深度媒体融合而共同走向智能媒体，未来的国际传播也将充分利用新的媒介体系。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营要求传播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生产高品质、全类型（音频、视频、文字、图片）、多终端适配（广播、电视、手机、电脑、报纸、图书、户外）内容的能力；二是，实现多渠道（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物流网）、多平台（自有平台、非专用性平台、社交平台）协同传播的能力；三是，适应多场景（工作、学习、娱乐、运动、旅途）、多形态（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社交传播）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能力；四是，面向规模庞大的、人口特征差异显著的受众群体（年龄、身份、性别、收入、文化、地域）开展差异化、垂直化有效传播的能力。国际传播者还应该能够利用新的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获得海量素材，以贴近性思维创作易于接受的跨文化内容产品，并利用感知智能去判断特定场景下人的状态和需求，利用运算智能和大数据去将适当的内容推送给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使用者。换言之，追求国际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

第二，转换视角，优化国际传播叙事

从发达国家国际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看，国际传播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话自说阶段，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早期，形成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第二个阶段是回应关切阶段，也就是民族国家大量兴起后，各国主权意识增强，利益冲突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对独立国家的各种关切进行适当回应，从而诞生了各种传播手段与方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国际现实。第三个阶段是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争取话语权，话语权来源于原创话语，依赖于主动的议题设置。这种原创话语能力，即概念化（conceptulize）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然后把原创话语，即概念进行普遍化(generalize)，并为世界所说、所用、所认同，更是一个国家硬软实力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照它们，我们国际传播的叙事格局还处于自说自话的初级阶段，亟待加快步伐进入回应关切、原创话语的更高级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道路、制度、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种种热爱、赞扬、关心、好奇、疑问、忧虑、评论、质问、批评、谩骂、污蔑、诋毁乃至仇恨都是可能并现实存在的，需要我们面对所有这些，积极主动回应各种关切。随着我们日益走近世界的中央，我们更需要进入原创话语、积极主动设置议题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站在人类高度去立意、从全球视角去建构、从中国故事去切入，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才能够找到对全球有共鸣的议题，才能学会在国际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才能把个别性的中国故事讲述成具有普遍性的方案。

从叙事学视角看，我们的国际传播叙事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个是故事层，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高大上要有，但是往往低（底层）小（身边的）下（各个阶层）的故事更丰富、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成就故事要讲，但是困难、问题、挑战的故事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也更加有说服力。另一个是话语层，这个层面非常丰富，有叙述的方式、手段，也有叙述的词汇、语法，更有叙述的语义，这才是话语的真意。在话语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最大，经常是有好故事，却没有好好讲出来。这与我们"讷于言，敏于行"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东西方思维和表达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可以尝试借助机器学习能力，更好地把握不同国家公众习惯的故事叙述逻辑和表达方法，更好地进行共情式叙事。

第三，合理把握国际传播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技术是生产力、是催化剂。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我们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带来的诸多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以更好地把握和协调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国际传播实践逻辑，写稿机器人、AI主播的加入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变得更加热闹，多级多元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扩大不同主体国际话语表达权和国际传播参与权的同时，也在滋生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假新闻。现阶段，智能媒体在内容生产、翻译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优势，但还不足以胜任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的工作，特别是当话题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相关问题时。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和信息分配在实现精准化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值得正视的潜在问题，即这是一种以迎合受众观点和偏好为逻辑的精准化传播。换句话说，越是采用这种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就越会肯定或强化受众已有的观点和态度。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建构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形象扭曲、认知滞后等问题广泛存在。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算法对受众偏好的判断为基础开展，不仅不能有效树立立体、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还将使得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情况无疑是与我们国际传播活动的初衷相背离，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事实导向传播形成对观点导向、情绪导向传播的对冲；在制度层面，重构顶层架构与流程，减少信息衰减；在主体层面，鼓励多主体交流，而不是选择性交流；在信息方面，开放多元化交流，多观点交流，兼听则明，虚怀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