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 摘抄（战争与和平）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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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被骗了好多年，真没想到这本书其实是本哲学书，不过是一本示例故事很长的哲学书。
如果你读过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的话，应该对哈里谢顿的《心理史学》印象深刻。 这是一种可以预测未来的科学，心理史学的基础在于认为：当群体数量足够多时，个体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从而可以建立科学的方法预测群体总体的未来发展趋势。
然而如果你喜好阅读历史传记的话，一定曾为充斥其中的英雄魅力心驰神往， 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成为扭转历史乾坤的人物。
那么矛盾来了，如果个人可以凭借个人意志改变历史的动向，那么心理史学如何能预测社会的未来呢？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可笑，因为英雄人物都是历史事实，而心理史学不过是一个科幻意淫， 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很好的疑问，而且这也正是打开真理之路上第一扇门的钥匙，隐藏着真理的第一扇门就是“历史英雄人物”， 而钥匙则是“他们是真实的吗”？
也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托翁构造出了《战争与和平》的整个故事，他选择了一位公认的伟大人物——拿破仑来展开他的分析， 如果连伟大如拿破仑都能被拉下神座屈服于社会规律，那其他的所谓的“英雄人物”你也可以自行解决了。
托翁仔细的研究了俄法战争中的历史记录，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切的事件都是遵循着客观条件而发生的，所谓的事迹大部分都是后人夸张传颂而来，而所谓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因为他恰好处于那个位置。”，用托翁的原话就是：
“他活动的全部时期就像一个孩子，他抓住拴在车内的带子，还以为他是在赶车呢。”
为了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说明自己的这一理论，托翁从多个角度切入尽可能全面的描述了这场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束。其中最主要的三位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和安德烈公爵，分别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能够察觉客观规律的控制者以及试图理解真相的探索者。
拿破仑和库图佐夫是两个对立面，前者刚愎自用以为是自己的伟大能力在推动历史，而后者沉默寡言善于观察，善于跟随真实的历史进程巧妙布置。
而安德烈公爵则代表了有理想的社会精英，曾经向往拿破仑的伟大事迹而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在事实的战场上却察觉个人的作为大多毫无意义，沮丧之余终于发现历史的大势所趋，最终大彻大悟。
托翁还更进一步的指出：
要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任何意志自由，我们就得假定有无限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限和无限多的原因，都了如指掌。 要想象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我们就得想象他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与任何原因无关的人。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做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生命力。生命力不过是对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实质以外的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一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做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我们所奉为圭臬的“自由意志”，其实不过是一种讨巧，是对无穷复杂的社会的妥协，这并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东西，而是一种放弃求知转向玄虚的自我放弃。
托翁还用很科学的描述来阐述了这一困境：
天文学的新观点说：“诚然，我们觉不出地球运行，但是，承认它不动，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有了法则，”历史的新观点也这样说：“诚然，我们觉不出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对外部世界、时间、原因的依赖性，我们就有了法则。”
虽然对于社会规律的探索极为困难而且违背直觉，然而这确实通向真理之路唯一的崎岖的小径。信仰自由意志当然令人愉悦，然而这只是一种荒谬的，宗教性的宽慰，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鸿沟的存在。
对于如何正确的解决认识历史，托翁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他还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遇见我们的哈利谢顿。
我们这些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它的单纯而且可怕的意义的后代人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充分。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就引起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那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成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们就过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古人留给我们许多英雄史诗的典范，其中的英雄人物乃是历史的全部趣味，但是我们还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类历史对于我们人类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法军士兵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屠杀俄国士兵，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而是出于自愿。全部军队：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行军中累得精疲力尽，——看见阻碍他们去莫斯科的军队，他们就感到，瓶塞已打开，就得把酒喝掉。假若拿破仑当时禁止他们和俄国人打仗，他们会把他杀死，然后去打俄国人，因为这是他们必需要做的。
实际上，所有这些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没有改善和改变军队的处境。他们互相追赶几乎没造成什么损害，而造成损害和伤亡的是那些炮弹和枪弹，在人们在其中乱窜的那整个空间，到处都飞着炮弹和枪弹。当这些人一离开这炮弹和枪弹横飞的空间，驻在后方的长官立刻整顿他们，使他们服从纪律，然后在纪律要求下，又把他们送到炮火连天的战场，由于死亡的恐怖，他们又失去纪律，由于众人偶然的情绪又乱窜起来。
俄国人在波罗底诺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不是用缴获几个绑在棍子上的布片（所谓军旗）来标志的胜利，也不是军队占领了和正在占领着地盘就算胜利，而是使敌人相信他的敌手的精神的优越和他自己的软弱无力的那种精神上的胜利。
结果表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对军队更有害的事了。就让最有经验的战略家姑且假定拿破仑的目的是要毁灭他的军队，也想不出另外一系列行动像拿破仑所做的那样确切无疑地、与俄国军队采取任何措施都无关地使法国军队覆灭得那么彻底。
拿破仑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令人叹为观止，比他在埃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地，并不见得逊色。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拿破仑在埃及（那里四千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他的功绩）究竟怎么英明，因为所有那些丰功伟绩的描述都出自法国人之手。我们也不能确切无误地判断他在奥地利和在普鲁士的天才，因为他在那儿活动的报导得从法国和德国的文献里去找；兵团没有经过战斗就莫名其妙地一个个投降，要塞没有被包围就莫名其妙地一个个陷落，这一切使得德国人不能不承认他的天才作为那场在德国进行的战争的唯一解释。
而拿破仑在他活动的全部时期就像一个孩子，他抓住拴在车内的带子，还以为他是在赶车呢。
一八一二年法国人退却时，按照战术，本应分散进行防御，但是却缩成一团，因为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只有抱在一起才能把军队维系着。俄国人则相反，按战术本应当集结军队大举进攻，而实际上却分成小股，因为士气已经高涨到个别的人不待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要强迫就不辞劳苦和甘冒危险
他认识到，世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是人在其中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的。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非常接近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法军原有七十三万人（不算近卫军，他们在整个战争中，除了抢劫，什么事也不干），而这七十三万人只剩下三万六千人了（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五千人）。
可是谁也没有想一想，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不过是承认其微不足道和无限的渺小罢了。
俄军已经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为达到那个无愧于人民的目的，做了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至于别的俄国人，坐在暖室里提出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那不是他们的过错。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之所以发生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不可理解的矛盾，是由于写这个事件的史学家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事件，而是各个将军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妙的言辞。
拿破仑，这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傀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期间也没表现出人类尊严的人，可是在俄国史学家看来（说来令人奇怪而且可怕），却是一个值得赞赏和令人欢喜的人物；他伟大。而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他开始活动到最后，从波罗底诺到维尔纳，他一言一行从未违反初衷，始终是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自我牺牲、对历史事件在今天和明天的意义有所认识的典范，——就是这么一个库图佐夫，在有的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一提起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就觉得害羞似的。
但是，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他全部活动中，没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目的不相符的话。显然，他怀着不为人谅解的沉重心情，不自觉地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自波罗底诺战役开始，他就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波罗底诺战役是胜利，直到老死，他在口头上，在报告和呈文中都是这么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他在回答洛里斯顿提出讲和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国人退却时，只有他一个人说，我军一切机动都不必要，一切听其自然，比我们希望要完成的还要好，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不必要，到达边境时应当保存一点实力，他说，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在奴仆心目中不可能有那种伟大的人物，因为奴仆有奴仆对伟大这个概念的理解。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法国后裔的人，好像由于奇特的偶然性，在激荡着法国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事们的无知、反对者的懦弱和渺小、以及这个人的撒谎本领和他那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低能智力，把他擢升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军队的士兵们的优秀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卤莽和刚愎自用，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无数的所谓偶然处处伴随着他。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不但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它以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的人们的理想，在非洲得到充分的发挥。
以前的史学家常常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论述和探索那似乎探索不到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论述统治该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代表了全民族的活动。
文化史家为什么认为人们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好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一、历史是由有学问的人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乐于这样想（这所以没有形诸文字，只不过因为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罢了）；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一、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看做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一切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完全是由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地履行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移交给另一些人）造成的。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命令中，只有几道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
假如我们只观察一个人，不管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们只要看到他与他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不论何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与他所读的书、与他所从事的工作，以致与他周围的空气，与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看出，每样东西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的行动的某一方面。于是，我们越多看到这些影响，关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少，关于他服从必然性的观念就越增加。
要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任何意志自由，我们就得假定有无限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限和无限多的原因，都了如指掌。 要想象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我们就得想象他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与任何原因无关的人。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做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生命力。生命力不过是对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实质以外的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一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做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天文学的新观点说：“诚然，我们觉不出地球运行，但是，承认它不动，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有了法则，”历史的新观点也这样说：“诚然，我们觉不出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对外部世界、时间、原因的依赖性，我们就有了法则。”